俾斯麥：思考與回憶

內容簡介

終其一生為德意志奉獻的俾斯麥，為何最後黯然離職？

俾斯麥無論如何，都想要告訴後代子孫的究竟是什麼？

　　作為19世紀後半歐洲最傑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鐵血宰相」俾斯麥見證、參與並組織了這一時代的歷次戰爭和許多重大的政治事件，而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便是在戰爭的砲火中把四分五裂的德意志統一起來，成為歐洲的強國。《思考與回憶》是俾斯麥1890年去職後傾全力撰寫的回憶錄，不僅敘述過往記憶，亦是他的政治遺言。他波瀾壯闊的一生，他的政治思想與外交戰略及19世紀德國乃至歐洲複雜多變的歷史均於焉畢現。這不僅是一個「偉大年代的英雄」的個人傳記，也是「德意志民族的珍貴遺產」。俾斯麥把此書獻給子孫後代，以理解過去並教益於未來。

本書特色

　　翻開德國歷史，你不能不知道「鐵血宰相」俾斯麥，因為，如果沒有他，就沒有德意志帝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俾斯麥　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

　　19世紀後半葉德國傑出的政治家與外交家。出身於容克世家，1862年任普魯士首相後，主張以武力統一德意志，宣稱「德意志的未來不在於普魯士的自由主義，而在於強權」，「只有透過鐵和血才能達到目的」。在歷經普丹、普奧和普法戰爭之後，於1871年成功統一了德意志，並出任帝國首相。1890年去職，潛心寫作回憶錄《思考與回憶》。

作為我國國家教育的通常結果，我於一八三二年復活節前自中學畢業時，成為一個泛神論者；我雖然沒有成為一個共和主義者，卻深信共和國是最合乎理性的國家形式，同時也思考，什麼原因使千百萬人長期服從一人，同時我又從長輩那裡聽到對統治者許多尖苛或不敬重的批評。再加上，我從六歲至十二歲時曾在具有雅恩傳統的普拉曼體育預備學校受過教育，在那裡我又獲得德意志—民族的印象。但是這些印象只停留在理論思考的階段，不足以根除陳舊的普魯士君主制之情感。我的歷史同情心在當局的一邊。根據我對法律的幼稚理解，哈爾莫迪和阿里斯托吉頓像布魯特一樣，都是罪犯，而退爾則是一個叛逆者和殺人犯。三十年戰爭以前任何一個反抗皇帝的德意志諸侯都令我反感；但從大選帝侯開始，我已傾向採取反對皇帝的觀點，覺得七年戰爭的醞釀是自然的事情。然而，我的德意志民族感情仍舊很強烈，以致在大學時代初期我便和以培育這種民族感情為宗旨的大學生協會產生聯繫。但是，在與其成員展開聯繫時，我不喜歡他們那種畏懼決鬥、缺乏處世待人教養和上流社會禮節的部分。透過進一步與他們接觸，就更不能贊同他們那狂妄的政治見解了。這是由於他們缺乏教育、缺乏對現存歷史所形成的生活條件之認識所致。對此，我在十七歲的時候比大多數平均年齡比我大的大學生有機會作更多的觀察，我所獲得的印象是：他們的思想是空想與缺乏教育的結合。與此同時，我內心一直保留著我的民族情感，並相信最近的將來，事態發展將把我們引向德意志的統一；我還曾和我的美國友人科芬打賭說，這一目標將在二十年內達到。

第一學期，適逢漢巴赫節（一八三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那節日的歌聲一直保留在我的記憶之中；在第三學期，則遇到法蘭克福暴動（一八三三年四月三日）。這些現象令我十分反感，以暴力侵害國家制度的行為讓我這個受過普魯士精神教育的人十分厭惡。我回到柏林時，自由主義思想已比我離開那裡時更少了。但是在我和國家機構產生直接聯繫之後，這種逆轉又減弱了。我是在解放戰爭的意義上、從一個普魯士軍官的立場來觀察當時公眾很少過問的外交政策。一看到地圖，法國占有斯特拉斯堡，我就感到憤怒，而海德堡、施佩耶爾和普法爾茨的訪問勾起我的復仇思想和好戰情緒。

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對於一個與內閣大臣和高級官員沒有任何關係的上訴審法院陪審員和政府法官來說，如果不花費幾十年的光陰走完單調的文官職涯發展，受到上級的注意並得到提拔，就幾乎沒有任何希望參與普魯士的政治了。當時，家裡推崇仕途應如波默爾．埃舍和德爾布呂克等人般，因此推薦我去關稅同盟和與之有關的機構工作。我當時那個年紀對官場生涯的考慮，我所注目的是外交，雖然在以後我為此向安西隆大臣報告時很少得到鼓勵。這位大臣不是對我而是對高級官吏指出，我們外交所欠缺的一切品質，弗利克斯．利希諾夫斯基公爵皆具備，堪稱楷模，雖然這位人士當時在柏林的舉動顯然不會博得這位出身於新教的大臣的讚賞。

這位內閣大臣感到，我們土生土長的普魯士鄉村貴族不具備他所期望的、為我們的外交所需要的才能，而且也沒有能力彌補他在這個部門人員的幹練方面所見到的種種缺陷。這種感覺倒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我擔任內閣大臣時，對土生土長的普魯士外交官們一向懷有同鄉的善意；但因公務上的責任感很少能實行這種偏愛，通常只有在所涉及的人士是從軍界轉入外交界才有這種可能。我常常發現，在那些根本沒有或很少受過軍人紀律影響、純普魯士的文職外交官身上，有一種好批評人、過於自信、好反對人和個人器量狹小的強烈傾向；而古老的普魯士貴族有一種平等觀念，當一個與他地位相同的人驟然位居其上，即非因軍事功勳而成為他的上司時，這種平等觀念所感受到的不滿，便加強了上述種種傾向。在軍隊裡，幾百年來早已習慣這種事，當他們獲得更高的職位時，就把他們對原先上司的怒氣發洩到他們現在的部下身上。外交界情況複雜，因為候補人中間有些人有錢有勢，或者碰巧懂得外國語，特別是法語，就把它當作一種獲得優遇的理由，因而比別人更傲慢地對待和更喜好批評上級領導。語言知識，即使只像服務員領班的水準，在我們這裡也輕易地成為自信可擔任外交職業的證明，例如使節報告，特別是ad Regem（呈交國王的），長期來必須用法語寫就。這一條雖未一直遵守下來，但是直至我任內閣大臣時，仍是有效的規定。在我們的老一輩使節中，我認識不少人，他們對政治一無所知，只因為熟悉法語便可得到高官；即使在他們的報告中，談的也只是他們能夠用法語表達通暢的事情。一八六二年，我還從彼得堡用法語書寫公文，有些使節給大臣寫的私人信件也使用法語，以此表示自己適合做外交官，即使眾人皆知，他們在政治上沒有一點判斷能力。

還有，安西隆認為，若要使我們地方貴族大部分的候補人擺脫當時柏林的、可說是地方性的狹隘觀念很困難，而要給這些特殊的普魯士官僚在外交方面塗上一層歐洲式油漆則絕非易事。我們不能說他的這種感覺是錯誤的，只要統覽一下當時外交官員的名單就會清楚，這種見解符合實際；令人吃驚的是，其中很少有出生於普魯士者。駐柏林的異邦公使之子這個地位，就能給自己帶來許多優遇。在小宮廷中長大而後於普魯士任職的外交官，相較於宮廷官員中具有應付自如的優點，少有本地人那種忸忸怩怩的小家子氣。在這方面，馮．施萊尼茨先生就是一例。名冊往下便都是豪門成員，在他們那裡，門第代替了才能。我被任命到法蘭克福時，除了我、卡爾．馮．威爾特爾男爵、茄尼茨和娶了法國夫人的馬克斯．哈茨費爾特伯爵以外，我想不到哪一個重要的駐外使團領導人為普魯士人。擁有外國姓名十分吃香，如布拉西埃、佩龐舍、薩維尼、奧里奧爾等。一般認為他們的法語熟練，而且喜歡這些名字都是自「遠方來的」。此外，（普魯士出身的外交官員們）不能再像一八○六年自腓特烈時代開始的老式訓練下的軍隊中般，若是缺乏明確無疑的訓令作護符，便不大樂意承擔責任。那時候，我們完善地訓練了一直可做到團指揮官的軍事人才，這是任何其他國家所不能比擬的；但是再往上，有普魯士血統的人就不像在腓特烈大帝時代那樣具有足夠的才智了。我們功績昭著的元帥們，如布呂歇爾、格奈澤瑙、毛奇、哥本，祖籍都不是普魯士人，而文職官員中的施泰因、哈爾登貝格、莫茨和格羅爾曼，也同樣不是。似乎我們的政治家像苗圃中的樹苗一樣，為了充分發展根系，必須移植一下才行。

安西隆建議我先通過考試成為政府陪審官，然後經過關稅同盟機構中的事務工作轉而進入普魯士的德國外交界；但他並不期望本國的鄉村貴族子弟投身歐洲外交。我把他的忠言銘記在心，決心通過政府陪審官考試。

就我這年輕人的理解來看，我最初任職的司法機構之人員和制度的狀況，批判的部分絕對比肯定的要多。承審員的實際訓練始於刑事法庭的錄事工作。我被派到馮．布勞希奇法律顧問手下工作，他分配給我的工作比我份內應做的還多，因為那時候我比一般人書寫得快又清楚。從「審訊」中，如同在當時適用的審查方法方面被稱作刑事訴訟那樣，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在柏林分布很廣且從事反常罪行的集團。參與者的各種俱樂部組織、各種紀念冊、被禁止者的共同活動對各階層的毀滅性影響——這一切早在一八三五年就已經表明，道德敗壞的現象絲毫不亞於（一八九一年十月）海因策夫婦案件。這個集團的一些分支深入上層人士當中。因為維特根施泰因侯爵的影響，這個案件的卷宗全被司法部調走，至少在我於刑事法庭工作期間尚未退回。

我從事錄事工作四個月之後，便調到審理民事案件的市法院去了，從口授手寫的機械工作突然升為獨立工作，我經驗缺乏和我的感情為職務增添困難。當時司法新手獨立工作的第一階段，就是處理離婚案件。這些案件顯然被認為是無關緊要的，都交給一個無能的名叫普臘托里烏斯的法官審理，在他主持之下，又交給沒有經驗的年輕陪審員處理；他們依據平庸的律書來進行充當法官的初步實踐；名義上確實由普臘托里烏斯負責，但他並不參與審理。有人對我們這群青年人描繪這位先生說，在會議中，為了表決而不得不把他從假寐中喚醒時，他總是說：「我贊同我同事泰佩爾霍夫的意見」，有時甚至不得不提醒他，泰佩爾霍夫先生並不在場。

有一次，我向他陳述我的難處，因為我當時才二十歲零幾個月，就得為一對鬧得很凶的夫妻進行調解。我認為這件事具有某種宗教上和道德上的聖光，但我覺得，這種聖光和我的心靈並不協調。我發現普臘托里烏斯的厭煩情緒，就像一個被不合時宜叫醒的老紳士那樣，而且，他有著許多老官僚對年輕貴族所懷的那種厭惡。他帶著輕蔑的微笑說：「法官先生，如果一個人一點也不懂得設法自處，那才討厭呢；我告訴您該怎麼辦吧。」我同他一起回到傳訊室。案情是這樣的：男的要離婚，女方不願意，男的責怪她不貞，女方則淚如泉湧，發誓說自己清白無辜，而且，不管男方如何虐待她，仍願意留在他身邊。普臘托里烏斯用低低的舌音對那女人說：「夫人，別當傻瓜啦，有什麼好處呢？你一回家，你男人就要把你打個半死，直到你無法忍受。你乾脆說聲『同意』，然後立刻跟這個酒鬼分離。」那女人邊哭邊喊：「我是個正派女人，不能受此惡名——不離婚。」經過這種聲調的幾次抗辯之後，普臘托里烏斯對我說：「她不通情理；法官先生，請寫下……」他令我記錄下來的口述，由於印象深刻，至今尚能背誦出來：「經進行調解和為此提出有關道德和宗教方面的理由均無效果之後，繼續審理如次。」我的上司站了起來，說：「要記住該怎麼辦。您以後可別拿這類事情來打擾我了。」我送他出門，又繼續進行審理。

就我所回憶，辦理離婚的差事持續了四到六個星期後，再沒有將調解任務交付給我。當時確實需要一個處理離婚案件的條例，當腓特烈‧威廉四世實施一項改變婚姻法財產權法令的嘗試時，由於樞密院的反對而失敗，便不得不頒布關於處理離婚的條例。這裡還應當指出，根據上述條例，在施行普遍民政法的各省首先實行司法稽查官制度，司法稽查官必須是婚姻保護人，還得防範當事人狼狽為奸。

審理普通案子的下一階段頗為吸引人。沒有經驗的年輕法官至少可以在聽取訴訟和訊問證人中獲得實踐經驗，但是一般總是更多地把他當作助手來使用，而不是通過教導來鼓勵他。法庭所在地和訴訟程式造成的忙亂往來有點像一個鐵路部門的問訊處。審判長和三個或四個承審員背對著公眾坐著的那塊地方用木柵欄圍起來，在這樣形成的一個四角弧形地區，被訴訟雙方交替和時強時弱的爭吵叫鬧聲所包圍。

我調到行政部門之後，對機構和人員的印象基本上沒有改變。為了縮短通往外交生涯的曲折路程，我又選擇了萊茵地區的一個官廳，即亞琛官廳，這裡的工作期限可以縮短到兩年，而在普魯士「舊省」裡至少需要三年。

在我看來，一八一六年萊茵省行政機構的組織與一八七一年阿爾薩斯•洛林的組織機構十分相似。那些必須交出一部分人員的官廳，並不考慮國家的需要，不是為完成同化重新獲得居民這一困難任務而輸送那些他們認為最好的人員，而是按照他們上司或他們自己的願望選出一些同事，推出去了事；在同事中還可以看到以前法國統治時期的行政區文官和其他遺老。人選總不符合當時像我這樣二十一歲的青年人所懷抱之不切實際的理想，而當時日常工作的內容與此理想就更加不相符合了。回憶起來，當時在官吏和受管轄者中間，或者兩類人中間，發生了許多意見的分歧，這些分歧意見的爭論年復一年地增加宗卷，我習慣地處於這種印象之下：「是的，也可以這樣辦嘛」；對許多問題提出來的各種意義之解決辦法連記錄所用紙張的費用也抵償不了，解決這些問題所需的工作只待一位行政長官拿四分之一的精力就可以辦到。雖然如此，除下級僚屬人員外，官吏們的日常工作量是輕微的，特別各科科長純粹是尸位素餐。

離開亞琛時，除了對富有才能的區長，阿爾寧‧博伊岑堡伯爵以外，對於我們的官僚政治，從個別方面到整體，我的評價都不高。後來我對某些方面的評價變好，是由於我在一八三七年調往波茨坦地方政府時的經歷所造成。因為那裡不同於其他省分，間接稅由政府控制；而正是間接稅具有重要意義，倘若我想使關稅政策成為我未來事業的基礎的話。

這裡的同事給我的印象要比在亞琛的同事好，可是就整體看，不過是髮辮和假髮的印象，由於我那青年人的驕傲自大，我把具有父親般尊嚴的省長馮‧巴塞維茨也歸屬為這一類人。亞琛的區長阿爾寧伯爵雖然同樣戴了一般國家官員的假髮，但是沒有精神上的髮辮。後來我脫離公職過農村生活時，我自己身為一個地主與官廳接觸時，對於我們官僚制度的價值評價若根據我今天的判斷來看是過低的，幾乎是極大地傾向於加以批判。我還記得，在我代理縣長時，對取消縣長選舉的計畫作了一次專門發言，大意是：官僚制度的威信從縣長以上就下降；官僚制度維持的這種尊敬僅僅在於縣長這一個具有兩面神頭的形象，一面向著官僚制度，另一面向著鄉村。

在當時家長式的統治下，對於種種生活條件所進行的令人驚訝之干涉傾向或許比現在厲害，但是干涉的機構不是那麼多，並且在教育和修養方面也比今天的部分機構要高。值得讚美的王家政府的官吏們都是誠實的、有學問和有良好教養的官吏，不過，他們善意的努力並非總是得到稱頌，因為他們缺乏本地的專門知識，於是把精力耗費在一些瑣事上。對於這些瑣事，這些坐辦公桌、有學識的城市人的觀點卻非總是勝過居住在鄉間的農民，那健康、符合人情的思想批評。當時政府機構人員很多，卻沒有很多事可做，加上缺乏比較崇高的任務，使得他們找不到足夠數量的重要工作來做，便憑職務上的熱情幹出超過受管轄人民所需的事情，從而處於制定條規的喜好中，即瑞士人所謂的「發號施令熱」。

人們用比較的眼光看一看現在，就希望通過實施今天的地方自治，國家機關將會免除一些事務和官吏；但恰恰相反，由於與省議會和村社管理機構這些自治機關有通信和摩擦，使得官吏的數量及其負擔的事務大大增加了。遲早有一天要發生危機，那時我們會被文件報表，特別是被下級官僚政治所壓垮。此外，由於實行這種「自治」，對私人生活施加專橫的壓力加強了，在村社中這種壓力比以前更為嚴酷。過去，對居民和國家同樣接近的縣長是國家官僚制度的基層；在他下面是地方管理機構，這些地方管理機構確實處於地區或內閣官僚政治的監督之下，但是不像今天那樣處於它們的懲罰權之下。依照准許給予農村居民的自治政府，他們享有的不是城市好久以來所享有的那種自治，而是他們得到一個以鄉長身分出現的長官，這位長官通過上級、縣長的命令，在紀律懲罰的威脅下，以國家的教階制精神，用種種報表、通告和要求等負擔加到他所轄地區的同胞頭上。被統治的納稅人不再把縣長看作是他們免受粗暴干涉的保證；先前，保證處在於這種狀況：一個居民當了縣長後通常都決心終生留在本地區並且和本地區的居民同甘共苦。今天，縣長職位成為晉升到高級官廳宦途上的最低階梯，而成為那些有創造自己經歷及合理功名心的青年陪審員所追求。為此，他們與其說需要取得本地區居民的好感，不如說更需要贏得大臣的青睞，於是透過驚人的狂熱和實施沒有什麼價值且官僚式的實驗方面，向所謂的自治政府之鄉長施加緊張的壓力，以便得到大臣的賞識。地方「自治」下的居民負擔過重的原因極大部分就在這裡。「自治」也就是官僚政治的嚴厲化，就是官吏的數量、他們的權力以及他們對私人生活干涉的增加和加強。

人的天性就是他對於任何一種安排強烈地感到是芒刺，而不是玫瑰，而且這些芒刺會促使他反對現存的事物。老派政府官員在和他們統治下的居民直接交往時，總顯得迂腐拘謹，又由於他們忙於案牘而對實際的生活狀況很陌生，但留給人們的印象卻是他們誠心誠意並且確實努力做到正直。在各個政黨彼此尖銳對立的地區，那裡今天的各級地方自治機構就不能假定是同樣的狀況了。對政治上的朋友懷有好意，對政敵則有情緒，這容易成為公平處理各種機構的障礙。此外，根據我在那一時期和以後一段時期的經驗，如果將法院的決定和行政機構的決定加以對比，我不認為，或者至少不能完全認為前者在主持公道方面優勝。恰恰相反，我的印象是：下級法庭和地方法庭的法官比行政官吏更容易且更屈服地受到黨派思潮的強烈影響。找不到任何心理學的根據來說明，法官和行政官吏在具備同等教養的情況下，後者在作出行政決定時應當被a priori（先驗地）認為比前者不公正和不講良心。但是我同意，行政決定之所以不能在公正和適當方面獲得好評，就是因為這些決定是集體制定的；且不談以多數票表決問題時算術和偶然性代替邏輯論證，就是這種成為決定的公平合理基本保證之個人責任感，由於無記名的多數票表決，而立即喪失了。

在波茨坦以及亞琛兩地官廳的工作經歷對於我的勤奮熱情並無鼓勵作用。我覺得分配給我的工作既瑣碎又無聊，我在磨粉稅訴訟方面和在伍斯特豪森附近的羅西斯為建築水壩強制捐款方面的工作情況，並無法帶給我對當時活動的懷念。我放棄了官宦生涯的功名心，心甘情願地遵從父母的願望，經營管理我們在波美拉尼亞莊園中陷於停頓的事務。如果在農業上我能取得成就，我便打算在農村中度過一生；如果爆發戰爭，也可能在戰爭中建立功業。就我在鄉間時所具有的功名心而言，就是當一位後備軍上尉。

俾斯麥：思考與回憶

Gedanken und Erinnerungen

作者：奧托．馮．俾斯麥
原文作者：Otto von Bismarck
譯者：楊德友,同鴻印
出版社：五南
出版日期：2013/10/25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720 (HKD240)

ISBN：9789571167190
叢書系列：世界名人傳
規格：平裝 / 840頁 / 25k大 / 16.5 x 20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出版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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