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蟲小店的部落格

　　《我的编年史（1975年：初恋）》
　　说起珍惜时间，我还没有做到完美无缺——我在大学期间经历了初恋。
　　这次恋爱是我的初恋，把我害得相当惨，因为我爱上了他，他却没有爱上我。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世界上最惨痛的经历就是这种明珠投暗的经历。回忆中，那段生活不能叫做生活，只能叫煎熬。
　　当时我不知在哪里看到一句话：如果一个女人在23岁之前还没有陷入恋爱，她一生就不会再爱了。因为爱是迷恋，岁数一大，一切都看明白了，就不会再迷恋或者说痴迷了。我心里有点紧迫感，觉得应当恋爱了。
　　他就在这个时刻走入我的视野。他是我的同班同学，虽然家在当地，他的父母却跟我的父母相识，都是共产党的干部，而且做过同事。后来听爸爸说起，1949年共产党进驻城市时，我爸爸被指派在北京，他爸爸被指派在这个外地城市，他爸还来找我爸商量过俩人调换的事情，我爸没有同意，所以后来我就成了北京人，他成了外地人。
　　他长得非常英俊，一米八的大个儿，有挺直的鼻梁和两条漂亮的眉毛，脸型瘦长，严格说是长方形，脸上起伏比较大，脸型有点像欧洲人，不像亚洲人。他笑起来有一种特殊的笑法：一边笑，一边斜睨着人。他的笑很有感染力。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能在几秒钟之内从一群人中分辨出他在还是不在。我心里明白：我爱上了他，是爱使我的感官变得敏锐。形势就是这样急转直下，我以极快的速度陷入了对他无可救药的狂热爱恋。后来看，几乎可以算一见钟情。
　　从那时起直到我们最终分手，痛苦的折磨就没有停止过一时一刻。这就是单恋的苦刑。因为对方对我还毫无感觉，我这边已经烧得滚烫，整个人像一根燃烧的木炭，轻轻一碰就会化为灰烬。
　　有一次去部队学军，我们打靶，每人打三发子弹。他打了一个7环、一个8环，一环脱靶；我打了一个8环、一个7环，也是一环脱靶。还记得当时心中暗喜，把这种纯属巧合毫无意义的事情都当成了一种征兆，好像跟他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后来我把这个细节写进小说，作为人在狂热爱恋时完全丧失理智的证明。
　　打靶归来，他递给我一张巴掌大的薄薄的小纸片，上面是他用钢笔速写的我趴在地上打靶的样子。当时心中的狂喜是难以形容的，那小纸片被我当宝贝似的珍藏了很长时间。其实，他也就是那么随手一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后来有一天，他对我说：我知道了一个秘密，你的小名叫“三反”。我七岁之前的确是这个名字，因为我是1952年三反运动时出生的，父母是记者，政治上过于敏感，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小名。
　　既然是工农兵学员，就有无穷无尽的学业之外的麻烦事，比如学工，学农，学军。那次忘了又是学什么，入驻晋祠，因为跟历史系的专业有点关系。我和他被分在一个小院里居住，我住北房，他住南房。那时，四五事件爆发，他的哥哥卷入其中，反对中央文革，被捕入狱，一度被判死刑。他为此事非常焦虑、抑郁，有时会躺在床上唱歌。小院中常常回荡着他忧郁的歌声。他嗓音很好，是一种忧郁的男中音。歌声拨动我的心弦，使我对他爱得更加如醉如痴。
　　我向他表明心迹之后，他的反应还不错。记得那时，我们常常在能躲开人的时候偷偷接吻。有一次险些被人撞到，我们躲在大院子旁的一个小院子里，正吻得如火如荼，突然有人找我们，在院里叫我们的名字，只要再一伸手推门，我们就会被抓个正着。记得当时心跳得仿佛打鼓一般，险些晕倒。幸亏那人走掉了，要不真不知会出什么事。
　　可惜，我们的恋情发展并不顺利，主要是两个人情调不同。我们虽然是同龄人，家庭背景也差不多，但是我在20岁时有半年赋闲在家，看了我当时能找到的所有世界名著，灵魂基调因此与当时青年大为不同，在当时看，就是有了资产阶级情调，或用当时更常见的说法，是有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分手时，他对我说，从小父母给我灌输的都是“棉暖不如皮糖甜不如蜜爹娘恩情深不如毛主席”一类的东西，真的欣赏不了你那情调。
　　记得刚分手的时候，我坐在教室里，想用刀子割自己的手臂，因为觉得只有用肉体的疼痛才能压住心中的疼痛，因为当时精神上的痛苦是一种肉体痛苦的疼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初恋是美好的，也是痛苦的。我暗暗在心中安慰自己：虽然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恋爱，但是我毕竟恋爱过了。这段几乎是单恋的经历令我刻骨铭心，痛彻心扉，直到王小波的出现，才把我从失恋的悲痛中挽救出来。
　　
　　《妈妈印象》
　　妈妈是2003年前走的。她走得很平静，在88岁的高龄。
　　好几位妈妈的好友都写了纪念文章，可是我一直没写。在我心中，妈妈就是一个妈妈，她像所有的妈妈一样慈祥，像所有的妈妈一样爱孩子，也像所有的妈妈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小毛病，比如说过度节俭。直到最近，我在做性别研究时，重新翻出了当初对妈妈做访谈时留下的录音记录，我才突然间意识到，妈妈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多么的出类拔萃。
　　我做社会学，关注的都是社会和人的常态，那次访谈访问的是几十位各式各样的妇女，有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访谈中会问到他们和丈夫是不是平等、谁做家务事、如果能选择回家愿不愿意回家等等。谈的过程中，妈妈总是用一种挑战的口气回答我的问题，谈完之后，妈妈说了一句：这些问题不好，没有意思。我当时还不大高兴，现在重新听才发现，妈妈之所以不喜欢这些问题，是因为这都不是她的问题，就像福柯说的：这不是我的问题。妈妈所关注的问题早已超越了这些。
　　妇女先锋
　　李小江做中国妇女的口述史，曾邀我访问妈妈。我当时很忙，此事就拖了下来，现在我很后悔，因为妈妈她们这一批“三八式”的干部，当年怀着满腔热血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恰恰是中国妇女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人，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锋。正是这些参加革命的女性或称女性职业革命家为中国女性参与社会生活开了先河，也为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起了最关键的作用。
　　妈妈在我的访谈中说：1936年我师范毕业了，就自己找工作，回到新野县小学教了半年书，后来又回我的母校邓县女中教了半年书。后来七七事变，我就出来(去延安)了。那时我有个老师是地下党员，介绍我们去参加革命了。妈妈是裹过脚的人，在河南农村，姑娘脚大是嫁不了好婆家的，所以妈妈被她的妈妈裹了脚，幸亏裹得不是太小，时间不是太长。妈妈就是用这双“解放脚”跟那批热血青年一起唱着歌一步一步走到延安去的。唱歌的事是我看到妈妈一个简短的回忆录里写的——在妈妈还没有老到不能写作时，我劝妈妈写回忆录，可是她总是觉得自己太平凡了，不愿写。
　　妈妈和爸爸是自由恋爱的，这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凤毛麟角。听妈妈说，她1930年代末在抗大学习期间认识了爸爸。有一次，她和爸爸一起踩着石头过一条河，她走不稳，爸爸去拉她，就在双手接触的一刻，他们相互爱上了对方。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浪漫。这大概就是我长大后喜欢浪漫爱情的源头吧。爸爸跟着解放大军初进城时，风流倜傥，像很多男人那样，有点花心，对一些漂亮的女同事有点过于热情。闲话传到妈妈耳朵里，妈妈一点不像旧式妇女那样哭天抢地、痛心疾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的感觉就像清晨散步。这句话把妈妈作为一位有独立生活天地的新女性的自信表现得淋漓尽致。她对自己充满自信，对与爸爸的关系充满自信。
　　据我的观察，爸妈的关系是和谐的，充满感情的，尤其是平等的。“文化革命”中，家里的房子被收走几间，有一阵我在父母屋里的沙发上睡觉。每天早上六点半，这两位老新闻工作者都准时收听新闻，之后有长时间的议论，我能听出他们对国家命运的忧心忡忡，也听出了他们观点的和谐一致。
　　父母关系的平等还表现在为我们取的名字上。两个姐姐姓爸爸的姓，我和我哥哥——家里唯一的男孩——姓妈妈的姓。这样起名完全违背了我国传宗接代的传统。记得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讲演，题目是中国的男女平等事业。讲到孩子可以随母姓，我举了自己的例子。由于马来西亚是中华文化传统深厚的社会，来听讲的又有许多华人，听众们兴奋地讨论起随母姓的事情，言谈话语之间流露出对中国男女平等事业的钦羡之情。我也在略感妈妈生命中最精彩的一笔是捐献遗体。妈妈以她淡泊名利的一贯作风在遗嘱中提出：死后不开追悼会，不搞告别仪式，遗体捐献供医学研究之用。爸爸当初也是捐献了遗体的。这是他们两人商量好的。在一个有着活人要靠死人的亡灵保佑的传统观念和习俗的文化当中，此举绝对是惊世骇俗的。那些斤斤计较墓地排列顺序的人也无法理解他们的境界。在我心中，妈妈此举是以自己的肉身为标枪，向人世间的虚名浮利做了英勇、美妙而彻底的最后一击，以此为她作为一个女战士纯洁高贵的一生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意外之下生出了一点自豪——即使在西方社会，女权主义闹得如火如荼，女人结婚后还大都要冠丈夫的姓，更不要想孩子随母亲姓。所以我认为，妈妈无论在公在私，都不愧为是一位“妇女先锋”。
　　农民喉舌
　　妈妈从1946年人民日报创建时就到了报社，一直工作到退休。所以“报社”这个词对于幼年的我来说，就是“家”的意思。看病去“报社”，上幼儿园去“报社”，洗澡去“报社”。妈妈的工作和家庭早就融为一体。正因为如此，在我访问妈妈时问到如果在工作和家庭中选择一样她选哪个的问题就显得特别的古怪，不怪妈妈没好气地说：都是革命干部，不工作干什么？女人回家的说法对于她来说简直就是笑谈。
　　妈妈很长时间担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她这辈子主要和农村问题打交道。具体都有哪些争论、经过哪些斗争我不了解，但是“大寨”、“七里营”、后来是“包产到户”这些词在她嘴里出现频率很高。这都是她多次采访报道过的人和事。记得那年她在改革后重访大寨的一篇文章还得了全国新闻奖。妈妈是带着感情去工作的，因为长期搞农村，她的感情就给了农民。我还隐约记得，那时我也就七、八岁，妈妈爸爸每个礼拜天都带我们几个小孩去公园。有一次我们去了天坛公园。天坛公园那时候又大又野，里面还有农民种地。妈妈爸爸见到农民，就会过去跟他们问这问那，问他们的收入，问蔬菜的价钱——我后来做了社会学，启蒙的根子也许该追到这儿吧。
　　妈妈对农民的感情还表现在对她的保姆身上。她是一个安徽无为的农妇。妈妈为了让她多挣钱，允许她在闲着的时候到别处去打工，一般的雇主都不会答应保姆这样做的。妈妈还无偿地接待她的儿子女儿亲戚，以致每礼拜我回家看妈妈，保姆那屋总是人声鼎沸。在我的印象中，妈妈的家就像个大车店。过春节、劳动节、妇女节妈妈还要给保姆发节日奖金。报社北边的农贸市场一开张，妈妈就成为那里的热情顾客，再不去国营商店买东西了。好像在那个农贸市场上卖菜的农民就是“农民富起来”的象征。就连沙发、写字台之类她都请街上游动的农民木匠打，钱不少给，打出来的沙发硌屁股。我隐隐地觉得妈妈是在为当年“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许农民搞副业做忏悔、做补偿呢。有一次我代表妈妈去看望她的老友、前农委主任杜润生，他用一支大粗碳素笔颤巍巍写了“农民喉舌”四个大字，让我带给妈妈。这确实是对妈妈一生的恰当的总结。
　　淡泊人生
　　妈妈的一生活得淡泊。淡泊名利，远离所有的诱惑。自从妈妈看了电影《巴顿将军》，就对里面的一句话念念不忘：一切富贵荣华都是过眼的烟云。我一再从妈妈那里听到这句话，我感到，这正是妈妈对人生的感悟。
　　妈妈对于钱财非常淡漠，她在用钱上是两个极端：对自己竭尽克扣之能事；对他人却大方得要命。妈妈吃饭之简单是出了名的。听报社的人说，报社食堂一点儿破菜汤一个馒头就是她的一顿饭。妈妈住的地方也没有正经装修过，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有外地亲友来京看望她时惊为“贫民窟”。可是妈妈给希望工程捐钱却不吝惜。有一回，河南老家的村里来信劝捐修小学校，妈妈一次就寄去一万元。这在她一生的积蓄里占了不小的比例。农村老保姆退休她坚持要给退休金，念她在我家照顾父亲和她多年，妈妈给了她两三万元的退休金。而她留给我们四个孩子的“遗产”总共才几万元。
　　妈妈对于“名”也很淡漠。妈妈在写作上有很高的抱负，可惜并没有实现。这是我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才知道的。那次访谈，有一个问题是问及什么是她心中理想的女性，妈妈却所答非问地说了一句：我写的那些都远远不是我想写的。我知道，这就是报社的老人纷纷出版自己的作品集时妈妈从来不动心的原因——她所写的东西由于各种原因并不是她最想写的，也远远没有达到她心目中的高度。而且她并不在意出名。
　　其实，妈妈写作和说话都特别生动，这是妈妈的特点。我看她写的少数几篇文章，感觉的确是这样。还听说，当年闹形式主义、“左倾”思潮的时候，人们写作说话都是千人一面、枯燥乏味的，可是妈妈生动的个性使她不甘寂寞，以致人们竟然都特别爱听她的检讨——她即使在检讨中都不爱用那些套话。比如她在谈到自己的身世时曾说过自己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她生在一个大地主的家庭，但是由于父亲重男轻女，她从小就被送到舅舅家去住，小小年纪就尝到了寄人篱下的滋味。
　　由于妈妈外表过于朴实，从来不会梳妆打扮，竟致被人误作文盲老太太。报社一位老阿姨给我讲过一个妈妈被人传为笑谈的轶事。有一次，妈妈到报社前面的小书店去买书，那个小年轻的售货员问她：老太太，你识字呀？妈妈笑眯眯地说：识得几个，识得几个。按照几率，在妈妈这个岁数，又是个女的，百分之七八十应当是文盲的。这个小青年万万想不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位老奶奶岂止是识字，还是一位以文字为生的人呢。
　　妈妈生命中最精彩的一笔是捐献遗体。妈妈以她淡泊名利的一贯作风在遗嘱中提出：死后不开追悼会，不搞告别仪式，遗体捐献供医学研究之用。爸爸当初也是捐献了遗体的。这是他们两人商量好的。在一个有着活人要靠死人的亡灵保佑的传统观念和习俗的文化当中，此举绝对是惊世骇俗的。那些斤斤计较墓地排列顺序的人也无法理解他们的境界。在我心中，妈妈此举是以自己的肉身为标枪，向人世间的虚名浮利做了英勇、美妙而彻底的最后一击，以此为她作为一个女战士纯洁高贵的一生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虽说一切富贵荣华都是过眼的烟云，但是人可以活得很精彩，也可以活得很乏味。我觉得妈妈的一生虽然平凡，但是绝不平庸，她的生活相比之下是精彩的。虽然她的生命已经如烟飘散，但是她绝对属于出类拔萃之辈。虽说一切富贵荣华都是过眼的烟云，但是人可以活得很精彩，也可以活得很乏味。我觉得妈妈的一生虽然平凡，但是绝不平庸，她的生活相比之下是精彩的。虽然她的生命已经如烟飘散，但是她绝对属于出类拔萃之辈。
　　
　　《我的兄弟姐妹》
　　我们兄弟姐妹一共有四个，我是最小的。虽然我们四个都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妹，但是却姓了两个姓，大姐二姐姓爸爸的姓，哥哥和我姓妈妈的姓。这种情况在传统文化中并不多见，完全出自爸妈的平等地位和平等观念：他们不仅是夫妻，还是革命战友和同事。他们的关系是绝对平等的。
　　大姐陈小林生于1940年，比我整整大一轮，是我家三条龙（爸爸、她和我）中的第二条。她身体不好，很年轻时就得了心脏病，做过心脏手术。原因我猜是生活环境艰苦所致。她一生下来就被寄养在老乡家，部队每月为寄养家庭补贴一点小米，这是当时的寻常做法。听说她寄养的家庭对她不大好，不但不给她吃饱，还把补贴的小米分吃了。大姐因此终身身体瘦弱，一直没见她胖过。她的心脏病使她失去了很多生活乐趣，比如旅游什么的，因为她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允许她远行，就连从她家到我家串门都不可能，所以我们每年只能见到一次，就是春节的聚会，其他时间只能打电话，她身体状况特别不好的时候，就连电话都不能多讲，因为说话很费气，她的心脏吃不消。大姐生性乐观、外向、直率，家里流传的一段佳话是：她五六岁时，有次妈妈病了，躺在床上起不来，她对妈妈说：你要是死了，一定要把钱包留给我。大概是因为她看到妈妈每次买东西总是要从钱包里掏出钱来吧。她这童言无忌可真令人莞尔。
　　大姐年轻时爱说爱笑爱唱歌，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她和姐夫的婚姻就颇具戏剧性：“文化革命”中，他们俩在河南洛阳的一个工厂工作，大姐是党员积极分子，负责整姐夫的黑材料，整着整着就整出了感情，后来就跟他恋爱结婚了。大姐上的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她考大学的时代，所有的有志青年都一心要献身国防工业，根本不会考虑将来自己一生在哪里生活，过什么样的生活。毕业后很有可能分到山沟里或者戈壁滩上，但是他们全不在乎。就连个人的爱好都不会过多考虑。他们真的相信，每个人都是国家建设这架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被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发热，毫不吝惜地用这种方式耗掉自己的生命。
　　到晚年，她有一次跟我说：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无线电，我喜欢文科，我当初应当选择文科的。可是说这话时，她的职业生涯已经结束了。我从中听出了她悲悼自己人生道路的遗憾和辛酸。
　　二姐陈乃云出生于1944年，听妈妈说，生二姐时是难产，如果不是当时一个投诚过来的日本医生医术高超，妈妈就没命了。二姐也被寄养在一个老乡家。二姐很幸运，那家人对她特别好，对她倍加呵护，好东西都先尽着她吃，老乡家的一帮孩子眼巴巴地看着流口水。那家的孩子名字里都有个“云”字，二姐因为是“奶”在他家的所以竟随他家孩子排名叫了“乃云”。因为她跟那家人亲，跟爸妈不亲，到把她接回来时可费了点劲。她不但大哭大闹，而且还常常躲二姐陈乃云出生于1944年，听妈妈说，生二姐时是难产，如果不是当时一个投诚过来的日本医生医术高超，妈妈就没命了。二姐也被寄养在一个老乡家。二姐很幸运，那家人对她特别好，对她倍加呵护，好东西都先尽着她吃，老乡家的一帮孩子眼巴巴地看着流口水。那家的孩子名字里都有个“云”字，二姐因为是“奶”在他家的所以竟随他家孩子排名叫了“乃云”。因为她跟那家人亲，跟爸妈不亲，到把她接回来时可费了点劲。她不但大哭大闹，而且还常常躲在门后边用小石头子扔妈妈，所以她跟妈妈的关系就一直不好。
　　社会学研究发现，在一个家庭里，老二往往是最不受待见的，所以从统计结果看，不但老二命运多舛，而且就连犯罪率都高于老大和老幺。二姐在家里就是这样的处境。妈妈基本上是个和颜悦色的人，但是她有次对二姐发脾气，可是把我吓得够呛，因为很少见到妈妈发脾气。那次是因为二姐把一个很烫的锅直接放在了玻璃茶几上，结果玻璃炸了，锅摔下来。记得妈妈斥责她：你是怎么学的物理。我替二姐难过了半天。俗话说，孩子最怕的就是父母的偏爱。从小不受待见的孩子有个最大的后遗症，就是终生都不会快乐。二姐的性格中就有这样的阴影。
　　然而，二姐却是我们兄妹四人中最有艺术气质的，她弹得一手好钢琴，画画也很好。在中学生数学竞赛中，她不仅是获奖者，而且是代表所有获奖者讲话的那个人，据说是华罗庚亲自为她颁的奖，还登了报纸。她聪明过人，智商极高，当年高考的分数是北京市前几名，完全可以上清华，但是出于跟大姐同样的原因，她也选择了哈军工，同样是无线电系。因为阴错阳差的机缘，二姐有几年居然在国家计委坐机关。她是一个典型的智商高情商低的人，哪里是做公务员的料，在那里连一个新毕业的小大学生都能欺负她，因为她对机关那套运行潜规则的知识是零，如果说不是负数的话。她最终在一所大学找到了归宿，教了一门难到别人都教不了也不愿教的课程，写了一本除了专业的人谁也看不懂但是行家评价很高的教科书。
　　二姐的艺术气质还表现在她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她对我说，森林的减少和湖泊的干涸给她造成一种近似生理上的痛苦，她常常为这些事情忧心忡忡，夜不能寐。她在国家计委工作时为此写过报告，还得到了当时的有关方面负责人宋健的批示。她的这个特点使我想起一个著名的女性主义理论即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女性的生存方式更接近自然，所以能够对自然所遭受到的戕害有感同身受的痛切感觉。
　　哥哥李向南生于1947至跑到学校当局那里去提过抗议。问题出在哪里呢？原来就是因为哥哥的虔诚和忏悔人格。在15岁的时候，他情窦初开，对一位女同学萌生了极其自然却又令他极为惊恐的情愫，因为在当时，这是思想复杂和内心不够纯洁的表征。出于他的纯真和虔诚，他向组织坦白了内心的焦虑，而且一直在忏悔自己那“肮脏的思想”。内心这么龌龊的人还入什么团呢？所以哥哥一直忏悔改造到高三才勉强入了团，是班上的倒数第几名了。这种遭遇对于现在根本没有入团入党念头的年轻人来说，应当是一点挫折感也不会有的，可是对于哥哥那么纯真和虔诚的人，他青春期的挫折却是毁灭性的。这种痛苦的青春期经历影响了他的终身，使得他的个性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哥哥一生勤勉工作，非常克己，在报社这样人人都能大搞外快的地方，他却始终守着清贫，循规蹈矩，从来不会去钻营物质上的待遇。在60岁他刚刚退休的年龄，还没有来得及享受人生安度晚年，他就中风了。虽然经过千方百计的抢救和康复训练，他的智力还是难以恢复，只能有简单的思维和活动。他已经在真正的意义上返老还童，将像一个懵懂的孩子那样度过他的余生。
　　我们兄弟姐妹四人虽然情感不是那么黏稠，也很少相互走动，但是我们之间关系极为融洽，相互怀有深厚的情谊，大家心中毫无芥蒂，真是血浓于水。我为有这样的哥哥姐姐而感到内心温暖，柔软。他们是我在这个人世间硕果仅存的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 出 版 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 出版时间：2013-7-1
• 版 次：1                 页 数：199                 字 数：180000            
• 印刷时间：2013-7-1                 开 本：32开                 纸 张：胶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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