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一位被看衰的總統,一隊被噓爆的球員,如何創造出讓60億人感動的奇蹟?
1994年,黑人領袖曼德拉當選南非首任民選總統,全世界媒體都看衰他,因為他面對的是最險惡的局勢:政治動盪、經濟蕭條、治安敗壞,以及嚴重的種族對立等。他知道他必須找到一個方法,重新喚起人民對國家的認同,忘記膚色與隔閡,站在同一陣線,去感受共有的榮辱。
於是他看上了即將在南非舉辦的世界盃橄欖球賽。雖然南非代表隊是一支實力很弱,而且被黑人仇恨的白人球隊,曼德拉仍沒放棄。他相信只要「跳羚隊」獲勝,全國民心就能團結一致。
但該怎麼做,才能讓「跳羚隊」逆轉勝?
這是一個真實發生的故事,也是後來被全世界傳誦的「南非奇蹟」。作者卡林在得到曼德拉親自授權和祝福之後,訪問了南非各派系政治領袖、球員、中下階層小人物,完成這部劇力萬鈞、精采絕倫的著作。出版後不僅成為紐約時報與亞馬遜網路書店暢銷書,更被拍攝成電影,由金獎導演克林伊斯威特執導,摩根費里曼飾演曼德拉,麥特戴蒙飾演跳羚隊隊長皮納爾。
書中不僅有令人熱血沸騰的故事情節,更剖析了當年南非錯綜複雜的政治局勢,見證曼德拉如何運用政治智慧、對人性的寬容,以細膩手段化敵為友。
作者簡介
約翰.卡林(John
Carlin, 1956.5.12~)
出生於英國倫敦,目前為西班牙大報《鄉村報》(El
Pais)的資深國際作家,先前曾擔任英國《獨立報》(The
Independent)駐美國與南非辦事處主任。他也曾為多家重要媒體如《紐約時報》、英國《觀察家報》撰稿。他同時也是電影《終極警探4.0》的編劇之一,該電影是根據他在美國《Wired》雜誌發表的文章改編而來。
除了《打不倒的勇者》,卡林的作品還有《火爆英雄》(Heroica Tierra Cruel),是他在南非期間,採訪曼德拉、屠圖樞機主教等重要人物的文章集結;另一本作品《白天使》(White Angels)介紹知名球隊皇家馬德里隊,並在英國、西班牙、中國、美國及日本出版。卡林也是2004年英國新聞獎年度最佳美食報導獎得主。
譯者簡介
黃逸華
台大新聞所碩士,曾任報社政治線記者及電子媒體高階主管。採訪經驗包括政治、外交、國防。除媒體工作經驗之外,亦曾赴中國任管理職,對中國整體政策與經濟發展有著第一手觀察及理解。現擔任外商公司策略主管。
譯有多本商業、管理書籍:《願景的實踐》、《行動商務大未來》、《eBusiness
八大原則五步驟》、《思考軟體》等。
序
作者序
剛動念要寫這本書時,第一個與我討論的人,就是尼爾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二○○一年八月,我們在他約翰尼斯堡寓所的客廳裡見面,那時,他卸下南非總統職務已經兩年了。我們隨意談笑了幾句(這他可拿手了),也聊了一會兒當年南非政權轉移時,驚濤駭浪般的往事。當時,我在一家英國報紙擔任記者,我也身在其中,做了我該做的事。
我將整篇大綱交給曼德拉過目,對他說,社會大眾正在期盼著偉大烏托邦的降臨,不論他們自己是否知道。政治家們推銷給人民的是無窮的希望,告訴他們即將在人間建起屬於自己的天堂。因為凡人的脆弱生命,不過就是在追尋夢想路途上的無盡掙扎,但國家的生命並非如此。就以曼德拉自己的親身體驗來說,在二十七年苦牢歲月裡不斷支持著他的夢想,正和金恩博士的夢想一模一樣:終究會有那麼一天,在自己的國家裡,人們評斷的依據是人格與品質,而非皮膚的顏色。
當我說得口沫橫飛時,曼德拉靜靜地坐著,心中真正的想法難以預測,宛若沙漠上盤坐千年的人面獅身像。每當對話轉為嚴肅時,他總是露出這樣的神情,靜靜傾聽。當你繼續喋喋不休時,你還是無法確定,曼德拉到底是正在專注傾聽,還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之中。但是,當我引述金恩博士的話時,他抿緊嘴唇並明顯地點了點頭。
被他無言的表情所鼓勵,我繼續說道,我計畫撰寫的這本書將會討論到南非政權的和平轉移,從白人執政變成多數執政,從種族隔離轉變成民主政體。這本書將會跨過關鍵的十個年頭,從一九八五年,曼德拉與當時政府簽訂的第一個政治協議開始——當時他還是執政者的階下囚(我又看到曼德拉點了點頭)。在這個主題下,還會牽涉到當時遍地爆發的衝突局面,這些衝突來自於無法理解與不信任,再加上人類與生俱來的「部落主義」(tribalism)。
我所謂的部落主義,採用的是最廣泛的定義,可以引申到種族、宗教、國家主義,甚至政治。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將部落主義定義為,「習於認定人類可以像昆蟲一般被分類,而且可以自信而輕易地將數以百萬、千萬計的人群標示為『好人』、『壞人』。」
自從納粹失敗之後,從沒有任何地方像南非這樣,將這種毫無人性的習慣轉換成制度,並執行得這麼徹底。曼德拉自己就曾將種族隔離政策描述成「道德上的種族屠殺」---不是透過死亡集中營,而是陰險地殲滅人們的自尊。
基於這個理由,在冷戰時期最高峰時,美國、蘇聯、阿爾巴尼亞、中國、法國、北韓、西班牙與古巴在內的許多國家都認定,種族隔離制度已經符合了聯合國定義的「危害人類罪」1。然而,在這罄竹難書的歷史罪惡裡,卻也讓一場史詩般的巨大和解緩緩站起。
我向曼德拉提到,在我的記者生涯裡,曾經遇見過許多人終身為著和平事業貢獻心力,不管是在中東、拉丁美洲、非洲或是亞洲,對於這些人來說,南非都是他們終身企求的理想典範。冷戰時期結束以後,以解決衝突為目的的產業開始迅速萌芽,每當全球因為區域衝突開始動盪不安時,南非的「協商式革命」(negotiated
revolution)便浮現在人們腦海裡,成為以政治手段獲致和平的教科書,而人們也開始這樣稱呼南非模式。從來沒有一個國家能夠以如此巧妙而充滿人道主義的方式讓自己脫離獨裁政體,走向民主。
就我所知,描寫「南非奇蹟」種種細節的書籍可說汗牛充棟,但是,我心中深知,仍然有一塊失落的拼圖,這應該是一本探討人性的書——在南非奇蹟之中最不可思議的部分。
我可以預見一本描述無比正面故事的書,探討著人類至善至美的一面。我可以預見這本書述說著身為多數族群的黑人們,原本大可以高舉著復仇的怒火,但他們卻放下歷史仇恨,跟隨著曼德拉,為世界帶來充滿光明寬恕的一課。
在我的書中,許多角色將會陸續出場,包括黑人與白人,而他們的故事將足以代表南非這場盛大寬恕儀式中各個鮮明的面孔。然而,當你回顧歷史,環視著世界各個領袖人物時,卻會愕然發現,其中多數領袖不過是道德上的侏儒(希臘神話裡的人面獅身獸可不會這般畏首畏尾)。我的書則以曼德拉為主角。這本書絕對不是他的生平傳記,而是一個描述他如何讓自己的政治智慧發光的故事,也是一個他如何發揮聰明才智,從人們最細膩的特質切入,而能贏得人們信任,跟隨他前進的故事。用美國林肯總統的話來說,就是「引導出人們天性中最善良的天使」。
我先前跟曼德拉提到,我有意讓這本書環繞著一場特定的運動賽事而發展。運動可以是用來鼓動群眾情緒、塑造政治認知的強大工具(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是簡潔而明晰)。以一九三六年的柏林奧運為例,當時希特勒利用奧運來宣揚亞利安種族優越論,然而美國短跑健將傑西.歐文斯(Jesse
Owens)卻一連贏得四面金牌,而讓希特勒的計畫為之失色。傑基.羅賓森(Jackie
Robinson)則是第一位打進美國職棒大聯盟的黑人球員,此一事實也讓美國社會的認知為之轉變,進而協助推動了美國社會的關鍵質變。美國在一九八○年冬季奧運的冰上曲棍球比賽中,也意外打敗蘇聯,因為是在自己的家中打敗宿敵,這份勝利的滋味更加甜美。
我還提起了曼德拉在一、兩年前說過的一句話,當時他正要頒發終身成就獎給巴西球王比利(Pele
Eterno)。他當時說的話,被我寫在筆記裡,「運動足以改變世界,也足以激動人心。運動也具備無與倫比的力量,可以將人民團結在一起。比起政府的力量,運動更能打破種族藩籬。」
終於到了最後關頭,我告訴曼德拉這本書真正想要述說的核心,以及我需要他支持的理由。這樣的賽事場景已經足以傳達我剛剛說明的一切概念,也正是這樣的一個故事,足以碰觸方才提到的所有主題;這樣的故事將能神奇地激發金恩博士夢想中「以同胞情感編織的交響曲」2;這個事件將成為曼德拉一生苦難與折磨的縮影。而這一切都將總結在……
突然間,曼德拉臉上浮現一朵笑容,幾乎要照亮整個室內,他的巨大手掌交握,看來極為開心。他接著我的話說了下去,「總結在一九九五年的世界盃橄欖球賽!」我的笑容解答了他的疑問,曼德拉繼續熱情地說道,「當然應該是這樣,也絕對是這樣,我完全瞭解你心裡構想的那本書會是什麼樣子。」他朗聲說道,彷彿他不是年高八十二歲的老人,而是瞬間年輕了四十歲,變成他當年加入非洲民族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時的熱情模樣,「卡林,我將全心祝福你,你可以放手去做。」
我們在亢奮情緒中,彼此握手告別,並說好很快還要再次見面。第二次訪談時,曼德拉在錄音機前說明了自己身處監獄時,如何開始理解到運動賽事所可能具備的政治威力;他也說明了,身為南非首位經由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統,如何將一九九五年世界盃橄欖球賽轉化為他的政治大策略中的重要工具,要透過這場賽事,將黑人與白人團結起來,並創造出讓南非國內長久維持和平穩定的基礎條件。五年之前當他剛出獄時,整個南非還處於內戰之中,根本難以想像能有眼前這番局面。曼德拉告訴我,當他試圖說服與自己同陣營的黑人同胞們應該支持南非國家代表隊跳羚隊(Springboks)時,得到的回應不過是幾聲嗤笑。提到南非白人之子、金髮藍眼的法蘭索瓦.皮納爾(Francois
Pienaar)時,他則帶著尊敬與仰慕的神情,當時皮納爾身為跳羚隊隊長。曼德拉也提到另外一個奇壯無比的南非白人,莫內.杜普里西斯(Morne du
Plessis),曼德拉用很老派而莊嚴的英語,將這人形容成「一個棒透了的傢伙」。
與曼德拉再次會談之後,所有相關人士開始接受我的訪問,讓我得以完成這本書。在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五年之間,我正在南非工作,擔任英國《獨立報》(Independent)南非辦事處的主任。這寶貴的六年之間,我蒐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其後的十年間,我也以記者的身分多次回到南非採訪,但直到我獲得曼德拉的認可後,才真正開始為了這本書採訪相關人士,第一位受訪的就是跳羚隊的明星球員漢尼.勒羅斯(Hennie
le
Roux)。人們大概不會把溫暖與感性和橄欖球員聯想在一起,但我訪問勒羅斯時的感受就是這樣。勒羅斯談到曼德拉跟自己十年前的角色時,感慨萬千,因為當時正直有餘但卻對政治一無所知。身為南非白人的他,赫然發現自己居然在關係國家未來前途的關鍵事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我們在一間熙嚷嘈雜的辦公室裡談了兩個小時,直到夜幕低垂。在這段時間,幾次突如其來的啜泣,讓他不得不停下來,平復自己的情緒。
為了寫這一本書,我另外還進行了幾十次的訪問,都和訪問勒羅斯的經過相當類似。在許多次訪問中,總有個神秘的時刻,受訪者,特別是當時親自到場觀賞球賽的人,眼睛會突然泛上水光。而且所有的受訪者---不管是屠圖樞機主教(Desmond
Tutu),或是極右翼白人國家主義者前南非將領康士坦.菲爾耶恩(Constand Viljoen),或是與他政治立場完全相反的雙胞兄弟霸恩(Braam
Viljoen),都是如此。在訪談進行時,他們都處於一種極為愉悅的情緒之中,彷彿又回到那個讓人極為興奮的時刻。
曾有人認為這本書將會是寓言、神話,或甚至是童話故事,此一說法對身處血淚政治事件中的真實主角們,簡直是個笑話。但這的確是事實。這件事只是碰巧發生在非洲,而且背景也碰巧是一場橄欖球賽,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中國,把比賽變成水牛賽跑,這個故事仍然會是在歷史上舉足輕重而且成為眾人傳頌的典範。因為這個故事符合了成功故事的兩大條件:本身確實具備豐富的故事性,而且也記取了當代的教訓。
當我蒐集完寫作本書所需要的全部資料後,突然間,有另外兩個想法閃過腦際。首先是曼德拉的政治智慧。說到底,政治就是說服民眾,並獲得他們的支持。所有的政治家都是專業的引導高手,他們靠取悅人民謀生。此外,如果這些政治人物夠聰明且善於引導人民,懂得激發人民的共鳴,他們就能成功。林肯擁有這樣的天分,羅斯福擁有這樣的天分,邱吉爾也是,戴高樂也是,甘迺迪、金恩博士、雷根、柯林頓也是,英國布萊爾首相也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首領阿拉法特也擁有這樣的天分。從這個角度來說,希特勒也是。他們都以自己的主張贏得人民的支持。
曼德拉更勝過其中的多數人(當然,他堅決反對希特勒),他的獨特來自於他巨大的企圖心。他不僅僅贏得自己人民的支持---對他而言,這不值一提,因為這些聚集在他號召之下的人(來自各個文化、傳統、膚色與部落),也都各有盤算;他還繼續向外跨步,贏得敵人的支持---即便這些人曾經為了他的入獄而歡聲雷動,這些人曾經熱烈期盼他被判處死刑,這些人曾經計畫發動戰爭來對抗他。但他如何完成這項巨大任務、他如何贏得人民的支持便是這本書的主要內容。
第二個閃過我腦際的想法,遠超乎歷史,甚至超越神話故事。人們在生活過程中,早已吸取許多經驗,並構成了一部巨大的典籍,足以協助人們繼續追求更好的生活,而這本書或許將能成為這本巨大經典的小小註腳。跟當代人物比起來,曼德拉更能掌握友誼與影響力的藝術,與歷史上的人物相較,他也毫不遜色。不管人們原先立場為何,極左或極右,不管他們一開始對曼德拉抱持著的態度是恐懼、憎恨或是仰慕,我所訪問過的所有人都被他的人格典範所感召。所有人談到他的時候,神情都變得光亮起來。
期盼這本書能夠稍稍反射出曼德拉所帶來的光亮。
隊長與總統
「你看看他,」曼德拉說,他回想起自己第一次和皮納爾見面時的樣子,「你還在想這個人是從哪個國家來的,結果是個不折不扣的南非白人。」
曼德拉說得沒錯,如果當年主張種族隔離意識形態的人也懂得向蘇聯取經,將藝術與政治結合,他們就會知道應該要挑選皮納爾當成南非白人的樣板——身高一百九十三公分,體重一百○八公斤,全身肌肉線條優美得直追米開朗基羅創造的大衛像。
如果那時候你也真的像曼德拉一樣,思索著皮納爾的出身,你可能會想像著一個少年,在七、八○年代時的維若尼京慢慢長大成人,而且你也可以像曼德拉那樣,身歷其境地想像出當時的情境,大概超過九成的南非白人都有著極為類似的成長背景:人們生活在特定的時空,有著直爽、單純、勤奮、堅強、極少感傷的性格,是準時上教堂的橄欖球迷,被一大群黑人所圍繞,對這些黑人鄰居,心中充滿著輕視、無知與畏懼。
然而,曼德拉從長久與南非白人打交道的經驗中學到,必須超越外表,「對我來說,皮納爾完全不像是種族隔離社會下的典型產物,」曼德拉說,「事實上我覺得這人還滿討人喜歡的,我也感覺得到他很開明,而且啊,他是個受過教育的男孩,還有法律學位呢,和他坐在一起很愉快。」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七日,當皮納爾站在聯合大廈石階上的時候,心中的感覺絕對不會是「愉快」,此時,他正要踏進這棟大廈,接受曼德拉總統邀請,參加一場聚會。已經廿七歲的皮納爾突然覺得自己年紀還很小,對一旁等候的記者承認,自己從來沒有這麼緊張過。等待總統的過程,比任何橄欖球賽都讓人畏懼。
穿著一身黑西裝,打著領帶的皮納爾穿過一道狹窄的門,進到大廈的右翼,穿過一個金屬探測器,在一張鑲著防彈玻璃的綠色接待桌後,已經有兩位警察在等待他的到來。這兩位警察都是白人,一看到他,馬上過來迎接他,彷彿就像是橄欖球賽裡的抄截一樣。其中一位帶著他走過中庭草地,穿過走廊,他還看到了一幅巨大的水彩畫,主題就是「大遷徙」,畫中有著牛拉篷車與騎在馬背上的人,背景則是一片廣大的土黃色草原,他當時還沒看出什麼不對勁的地方。警察將他留在一間小小的接待室裡,其中只有一張桌子,和幾張皮椅,沒多久,曼德拉的私人助理就進來了,是位個子很高、舉止合宜的黑人女性,名叫瑪莉,麥斯達納(Mary
Mxadana)。瑪莉請他找個位子坐下,並稍候片刻。皮納爾在接待室裡獨坐了五分鐘,手心都是汗水。「當我正在等待曼德拉時,真是緊張得不得了,」他回憶道,「我真的很敬畏他,我不斷地想著,我該說些什麼,我該問他什麼?」
瑪莉又出現了,問皮納爾想喝些什麼——他選了咖啡——然後帶領著他走出接待室。他們又走過那道掛著「大遷徙」水彩畫的長廊,瑪莉帶著他停在一扇巨大、深褐色的大門前,敲了幾下門,走近了些。瑪莉為皮納爾推了開門,當他看見自己眼前這座巨大房間,膽子更小了。乍看之下,這個房間大得不得了,但更仔細看,越過穿堂,右邊有位高大灰髮的男性從他的椅子上跳了起來。曼德拉已經七十四歲了,但他衝向皮納爾的速度,差不多就像是橄欖球對手準備擒抱他的速度一樣——差別在於他站得筆挺,臉上帶著燦爛的笑容,手伸得老長。「皮納爾,你能來真是太棒了。」皮納爾緊張地說不出話來,「不,總統先生,真是謝謝您邀請我來。」曼德拉溫和地握著他的手,皮納爾相當驚訝,沒想到曼德拉居然和他差不多高,「最近如何啊?皮納爾?」「我很好,那您呢?總統先生?」「我很好,再棒不過了!」
曼德拉臉上的微笑沒有停過,這個白人男孩能夠來他的新辦公室拜訪,顯然讓他很開心。他很輕鬆地坐在沙發上,然後恭喜皮納爾在六天前的一場在開普敦舉辦的國際球賽中,以廿七比九的懸殊差距,贏過英格蘭隊。
門上響了一聲,一位女性走進來,手上端著一盤咖啡與茶。這位女性是個中年白人,穿著有墊肩的花色洋裝。曼德拉看著這位女性從另一端的門邊出現,馬上就站了起來——這個距離比起皮納爾住了十八年的家,差不多還要再寬上六倍。當她在矮桌上布置茶點時,曼德拉還是站著。「謝謝妳,真是謝謝妳。」「對了,庫姿女士,這是皮納爾。」在她離開之前,皮納爾伸出手去和她握手,而在她走出房門之前,曼德拉再次感謝她的辛勞,直到這位白人女性離開,才坐回椅子上。
皮納爾環顧整個由木頭裝飾而成的室內,模模糊糊地看得出來新舊南非的象徵:牛篷車水彩畫旁邊掛著牛皮盾牌,後面掛著一根長矛。曼德拉突然打斷他的思緒,「你要加牛奶嗎?」
短短不到五分鐘之內,皮納爾的心情整個轉變過來,「他的出現不僅讓人輕鬆,」皮納爾回憶道,「你會感覺到,有他在場,讓你很有安全感。」也許是太有安全感了,所以皮納爾居然膽敢半開玩笑地問他,能不能在下個月和跳羚隊一起到紐西蘭去參加比賽。「我真是太高興了,皮納爾,」曼德拉笑著說,「可是這棟大樓裡有許多人天天追著我工作,我知道他們會命令我留下來工作!」
接下來就讓皮納爾輕鬆多了,曼德拉開始敘述許多回憶與故事,用皮納爾的話來說,感覺自己就像是坐在一個智慧老人面前的小男孩一樣。其中有個故事談到裘紐小村(Qunu)裡的一個偷雞賊,曼德拉自己就在這裡長大,直到現在還常常回去行使祖傳下來的酋長義務。有一天當曼德拉回到村裡,一位婦女前來拜訪,並且向曼德拉告狀說鄰居偷了她的雞。皮納爾記得故事是這樣的,「曼德拉召見了這位鄰居,他也承認自己真的犯了罪,因為自己的家人已經挨餓許久。曼德拉又召見雙方來到他的家中,宣布這位鄰居必須返還兩隻偷來的雞。但婦女開始抗議,她想要更多,所以雙方開始談判到底要多少隻雞。然而,這個結果對小偷而言又太沉重,所以,曼德拉幫他償還了他的債務。」
曼德拉邊說故事,邊格格笑個不停。他把跳羚隊長找來見面,說了這些故事,其實都有一定的目的,因為他希望和他建立關係,以為隔年的橄欖球世界盃比賽預作準備。相較於這個富麗堂皇的房間,這些故事顯得突兀與不協調,因為幾天之前,曼德拉在同一個房間裡接受訪問時還提到,「有個極端險惡的陰謀已經誕生了。」然而,這個偷雞賊的故事也真的發揮作用,真的讓曼德拉如其所願地,和這位年輕人之間建立了很深厚的情誼。曼德拉述說著很私人的有趣故事,而皮納爾也絕不可能從報上讀到這些事。曼德拉找到方法打動這位能在球場上撼動人心的隊長,讓他覺得彷彿和一位慈愛和藹的父叔長輩相處。皮納爾那時絕對不會料想到,對曼德拉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贏得他的信賴,並且透過他,將影響力擴及到其他跳羚隊的球員身上。在曼德拉半是直覺、半是算計的理解之中,世界盃球賽也許很有可能有助於克服團結人心的重大挑戰。
在這次會面中,曼德拉並沒有明白說出他的目的,但當他把話題拉到他在一九九二年參觀巴塞隆納奧運的記憶時,他還是約略點到了真正的主題。曼德拉說到這段回憶時,神情無比興奮。「他提到,當他獲釋不久後,參觀這次奧運時,看到了運動無與倫比的感人力量,他還特別記得,當他不由自主地從座位上站起來時,甚至可以感覺到整個體育館都因為歡呼而震動,」皮納爾說道。曼德拉正在尋找方法,想在皮納爾的心裡種下第一顆政治意識的種子。儘管皮納爾沒有意識到這件事,但從曼德拉的熱烈招待之中,言下之意昭然若揭。
「皮納爾是球隊隊長,如果我希望運用橄欖球,我必須和他攜手合作,」曼德拉說,「在那次見面中,我讓他知道,對於他現在及未來扮演的角色,我充滿敬意,並高度期待。我也簡單地告訴他,我對體育運動的看法以及我這樣做的理由。從他的反應,我也覺得這個人天分極高,馬上就心領神會。」時機終於到了,曼德拉對他的客人說明,人們必須停止將跳羚隊視為「敵人」,而將他們視為同胞與朋友。他所傳遞出來的訊息是,「讓我們透過運動重建國家,並且鼓勵所有能讓國家趨向和平與穩定的作法。」
用皮納爾自己的話來說,他已經掉進曼德拉的「收仙袋」中,不過他也並未馬上投入「曼德拉傳教士」的行列。他是個耿直的球員,像「建國」這麼偉大的名詞,對他根本沒什麼意義。與曼德拉首次見面之後,他真正放在心裡的是:在球場上贏得勝利、讓穿上球衫變成驕傲、確保我會支持。而當天曼德拉與皮納爾告別的方式,彷彿兩人早已是熟識許久的好友。
兩人各自轉身回到自己的世界裡,卻不知道冥冥之中兩人即將面對的狀況,竟是如此相似。才剛擔任隊長職務不久的皮納爾,被橄欖球界質疑是否具備領導能力,還得面臨一項艱鉅任務:必須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並讓球隊團結起來。這需要相當細膩的政治技巧,因為跳羚隊的球員都是來自南非各省份的精英,每個人都來頭不小,自信滿滿,更將彼此視為爭取南非球界榮耀地位的死敵。
球隊中,荷裔白人與英裔白人之間的鴻溝也是另外一個問題,詹姆士.史摩(James
Small)是球隊中被公認最有天分的「英國佬」,如何處理他的問題便成為考驗皮納爾領導能力的挑戰之一。在球隊中比起來,史摩的個頭跟體重都較小,這個身高一百八十二公分,體重九十公斤的傢伙也是球隊裡短跑速度最快的人之一,卻也是最惱人的角色。與曼德拉見面之前,皮納爾才剛打敗英國隊,但是他的興奮與喜悅,當場就被史摩給澆了一頭冷水。由於史摩的失誤,英國隊獲得一次罰踢的機會。皮納爾忍不住唸了史摩一句,「搞什麼?」史摩當場反擊,「去你媽的!」皮納爾當場愣住。
在其他運動裡,隊長的角色多半帶點象徵意義,但在橄欖球裡,隊長的分量非比尋常。例如,在美式足球中,隊長不僅可以像教練一樣,在球賽中有權決定戰術、發動攻勢,在橄欖球的傳統裡,還帶點神秘的特質。球員對於隊長的依賴,應該就像是學校學童看待校長一般,或是士兵仰賴指揮官一般。史摩那句「去你媽的!」絕對是個極為嚴重的挑釁,如果不加以制止,皮納爾在其他隊員前的威嚴將受到嚴重打擊。比賽之後,皮納爾把史摩帶到球場的角落,態度嚴肅地告誡他,以後絕對不能在球場上對他回嘴。史摩向來有著「酒吧火爆王」的惡名,但他這次確實把皮納爾的話聽進去了,類似的狀況再也沒有發生過。
一九九四年七月,經過漫長隔離之後,南非隊的身影又突然出現在世界橄欖球壇上,第一場就是前往久違十三年的紐西蘭。和黑衫軍纏鬥的結果,一場以極小差距落敗,另外一場打平,如此戰績讓南非隊成了隔年世界盃比賽中廣受注目的黑馬。到了十月,跳羚隊在自家球場與也被視為強手的阿根廷隊對戰兩場,兩場皆勝。史摩在第二場比賽中大放異彩,但是卻在一場酒後鬥毆中被捕,兩者都受到媒體大幅報導。酒後鬥毆的原因其實是在賽後慶功時,一位婦女在酒吧裡偷掐史摩的臀部。因為這場鬥毆事故,史摩被判不得在隔月的英國巡迴賽中出場,而跳羚隊仍舊痛擊蘇格蘭隊與威爾斯隊,讓所有看到跳羚隊比賽過程的人,都會為了他們在球場上的驍勇善戰感到驚懼。
原先僅在少數人口中流傳的願景,現在已經成為全體隊員的信念,跳羚隊員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就是要贏得世界盃,即便當時南非的政局相當混亂,球隊中也沒有人會去分心關注其發展。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曼德拉執政滿六個月,當時局勢還是充滿不確定因素。他交給內閣極為艱鉅的任務,要為在隔離政策下受到特意不公平待遇的人們提供包括住房、教育、電力以及民生用水等等現代生活中的基本待遇。而他自己的工作則是盡其所能地成為全國人民仰望依賴的家長,讓每個人都能感受到,曼德拉就代表著南非人民的特色與價值。這也是他始終謹慎注視家中最桀傲不馴又倔強好勝的成員——右翼白人——的原因,這意味著,他也必須擔心警察部門。
相對地,曼德拉對於南非國防軍就比較放心,因為前民族之矛的司令官們已經加入軍隊,成為決策高層,足以牢牢控制局面。軍方將領紀律嚴明,相形之下,警察部門則是一門隨時可能失控走火的大砲,而且當年在種族隔離體制下坐擁高位的人至今仍舊掌握權力。至於政府情報部門,到現在還是把注意力放在左翼人士身上,現在最吸引他們注意力的是,以往支持康士坦.菲爾耶恩將軍也並未參與四月大選的人。當時以炸彈進行恐怖攻擊的兇手就隱身在這群不滿的人之中。
經過了這麼一場重大變革與混亂,在南非人民心中,最大的共同看法就是:鬆了一口氣。發生了這麼多事之後,其實生活還是維持原來的樣子。新政府並未因此架起高聳的斷頭臺,殲滅多年以來的死敵;更重要的是,白人公務員的工作也並未因此不保。但是,這個現實也並未讓白人們在一夕之間,放下所有的罪惡感與恐懼。他們擔心著,這會不會是暴風前的寧靜,會不會一覺醒來,白人公務員的雇用政策突然大逆轉。白人因此開始大聲疾呼,黑人必須為白人提供經濟保障。坊間開始流傳出「清潔小妹」與「園丁小子」跳到「主人」與「夫人」身上,要求交出所有財產的謠言。
然而,實際狀況卻是,大部分的南非黑人在長久的壓制之中都已經培養出足夠的機智與耐性,很清楚羅馬不會是一天造成的結果。他們相信政府終究會實現他們的願望。但是,也瞭解,把白人逼到海裡,對他們沒有任何好處,這就是他們選擇把票投給非洲民族議會而不是泛非洲議會的原因。
這樣的寬大政策讓大部分白人都困惑不已,只有少數人稍微意識到黑人心裡的真正想法。偶然跨上政治之路的菲爾耶恩將軍也擔心不已,而且他還是不確定,自己不讓白人成立波爾邦,而選擇相信曼德拉與非洲民族議會的作法是否正確。他也很擔心那些武裝精良配備完整,但在某些狀況之下可能會抓狂的白人,可能會發動暴力攻擊。至於常和他共飲午茶、討論白人議題的曼德拉則在某個下午看出了他的焦慮,那是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五日。
那天下午,跳羚隊在球場上痛擊威爾斯隊,大獲全勝。乘著這樣的氣勢與熱情,球隊教練奇區.克利斯帝(Kitch
Christie)宣稱,跳羚隊深信自己將會贏得世界盃。約翰.海因斯(Johan
Heyns)和其他南非白人也都有著一樣的看法。但他並未活著看到這一天,那天傍晚,當他安坐自己普利托里亞家中,與老妻、七歲與八歲的兩個孫子,正在開開心心地玩著撲克牌時,被槍擊身亡。兇手從窗外開槍,一顆子彈擊中了他的後腦,當場死亡。
六十六歲的約翰.海因斯教授曾是力挺種族隔離政策的重要力量之一,於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年之間,在荷蘭改革教會中擔任牧師,但他也是推動政治改革的推手之一。一九八六年,在他的努力之下,荷蘭教會與觀念相左卅年的霸恩.菲爾耶恩與認定種族隔離不符《聖經》教義的少數教派,終於握手言和。他在曼德拉獲釋後不久,卸下南非最大教會領導人的職務,他的退職感言在南非政壇掀起滔天巨浪,因為海因斯宣稱「種族隔離是《聖經》上的罪」。海因斯在態度上的轉變主要來自他八○年代初期在歐洲的居住經驗,「在我的成長經驗中,黑人向來是次等民族,」他曾經承認,「但與具備崇高學術成就的歐洲黑人相處,卻也對我影響深遠。」
一九九○年時,他意識到右翼白人反抗運動開始萌芽時曾說,「我們現在所經歷的,是全新國家出現時必然經歷的陣痛,而且,無疑地,這個全新的國度必然出現在我們的眼前,然而,新生必然伴隨著痛苦,有時甚至會有死亡相隨。」
海因斯暗殺事件和哈尼被刺事件截然不同,因為後者造成了立即的危機,但人們也因此開始議論紛紛,是誰幹下這件慘案?誰會是下個遇刺者?兇手是前政府手下的警方人員還是軍方暗殺隊?因為手法實在太專業。作案工具是一把經過專業調校的來福槍,射擊距離超過六公尺。所有人都相信這是右翼分子幹的事,但沒有人知道兇手是誰,原因為何。
曼德拉大發雷霆,他和海因斯見過幾次面,認為海因斯是他最樂於相處的那種人,堅定、勇敢,並且誠懇,甚至勇於在晚年承認自己犯錯。曼德拉在喪禮上的悼詞說,「這是南非全國的損失,不分黑白。」但是,就在海因斯遇刺後的三天,他便開始採取嚴厲行動。一方面宣布將要打擊極端右翼組織,另外也指控前政府並未盡力防止右翼分子的恐怖行動。接著,他對警方採取大刀闊斧的整頓,包括可能包庇刺殺行動的層級,到被迫揭露被告名字。從就任到現在,曼德拉一直小心翼翼地處理警方人事問題,也一直不願意接受本能所發出的警告——更替警方高層,但現在他做了。
從曼德拉就任到現在長達六個月的時間之中,最高警察首長約翰.馮德莫威(Johan
van der
Merwe)一直安居其位,沒有受到影響,他曾擔任過保安警察首長,多年以來都一直被外界懷疑採取不法手段對抗非洲民族議會,甚至包括謀殺。曼德拉原先為了保持和平果實而隱忍不發,甚至打算任命英卡達領導人布特利齊擔任內政部長,然而約翰.海因斯的死讓他失去耐性,「我們絕不容忍警方與政府對抗,」他公開宣示,甚至指責警方內部少數人對非洲民族議會「宣戰」。他特別點出從八○年代以來就已經惡名昭彰的馮德莫威,指責他不能支持民主政府。幾天之後,便開除了馮德莫威。
曼德拉心中對於後續發展早已心中有數,兩個月之後他就接到報告指出,有人正在規劃攻擊政府。「我發現,在右翼分子之中有人打算與英卡達自由黨聯手攻擊非洲民族議會。我一知道這件事就動身前往普利托里亞,甚至沒讓非洲民族議會知道這件事。我和情報部門再三確認的結果是,某個右翼派系提出主張,打算加入英卡達,然後攻擊非洲民族議會,這樣聯合國就不會插手,因為是黑人攻擊黑人。我們也應該著手推翻黑人政府,因為這是個共產黨的政府。然而其他派系則認為,不能這樣做,看看這些黑人為橄欖球做了那麼多,他們甚至幫我們打進國際球賽。」
不久之後,保守派報紙《和諧報》便刊出了一篇報導,證實了曼德拉情報來源的說法。報導指出,右翼團體正在策劃刺殺祖魯族國王,企圖透過此一作法鼓動黑人反叛團體對抗非洲民族議會。曼德拉馬上調派情報部門與他最信任的警方人員,全力投入這個案子。他也再次採取政治手段反擊,橄欖球再次成為他的政治工具與鼓勵白人的紅蘿蔔,不過這次還有其他問題。
非洲民族議會現在還是曼德拉政府中的最大黨,領導階層現在已經能夠認同在南非舉辦世界盃橄欖球賽確實是個很棒的想法,但是他們無法忍受南非國家代表隊仍舊保有跳羚隊的隊名。他們已經廢除了種族隔離時代的國旗,也差不多擺脫了那時候的國歌,現在,跳羚隊這個種族隔離時代僅存的象徵,不能用來代表全新的南非。非洲民族議會高層有意更改隊名的說法傳了出來,熱愛橄欖球的南非白人開始高聲抗議。
曼德拉說,他原先同意取消隊名。但因為海因斯遇刺引發的社會緊張,加上警方高層撤換行動,再接著右翼白人的顛覆計畫,這些讓他決定暫緩行動。綜觀全盤局面之後,他決定應該要做些什麼事情來安撫這些焦躁不安的右翼白人。
「我決定採取行動,我也公開宣布,建議我們應該保留隊名。」
一年之前,當曼德拉因為國歌事件痛責黨內領導人時,非洲民族議會的表現的是逆來順受,乖乖聽命。但這次,黨內的反應則是公開反抗。
「你絕不會相信,像史托菲那種性格的人,居然會公開站出來反對我,所以我要他們單獨和我會面,並向他們說明現在的狀況。」對於曼德拉來說,跳羚隊更名與否,絕對和整體利益考量有關,但史托菲這些人想的是情緒反應——長期以來累積的憤慨。他們看不到這些爭議的有趣之處,但曼德拉看到了。
曼德拉打了電話給史托菲,並請他到寓所裡來,「我想跟你談談那些粉絲。」
「我聽不懂你說什麼,」史托菲回答。
「我要說的是,那些運動粉絲,」曼德拉說。
他們隔天見了面,彼此寫了幾封信,史托菲現在也知道了其中還牽涉國家安全事務。「到了最後,」史托菲說,「我們都理解並支持對方採取的
打不倒的勇者
Invictus
- 作者:
- 定價:320
(HKD107)
- ISBN:9789573265498
- 規格:平裝 / 320頁 / 16k菊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