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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十八世纪史家爱德华?吉本，于游历罗马城废墟时发思古幽情，遂穷毕生之力，勾勒罗马帝国衰亡的历史。其著作上起罗马帝国早期两安东尼朝的黄金时期，直迄东罗马帝国毁于异族之手，举凡此1000多年的变幻风云，无不尽收笔下，精彩生动，充满洞见，堪称如椽巨笔。六卷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自著竣至今已经200余年，吉本时代的典雅文风和宏阔精神为现代的拘谨和功利所横绝，西方史学界再无能望其项背的著作问世，使这部煌然巨著终成声遏行云的绝响，如同莎士比亚戏剧一样再难复制，后人引为一叹之余，备加珍惜和推崇。而今，举观西学经典，虽繁如沙粒，能与《罗马帝国衰亡史》比肩而立的，寥然无几。西方人每言及昔日荣光，必称罗马；每言及罗马，必称此书。可想见其在西方的地位。
《罗马帝国衰亡史》是最早进入中国学界视野的西方经典著作之一，然则因为其篇幅庞大，迻译困难，大陆一直没有全译本问世，只有商务印书馆出过两卷节译本，仅相当于全书三分之一。二十年来，大陆学界译事繁荣，乃至惠及西学二三流的著作，而如《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样超一流的巨著，竟付之阙如，通行仅为节译本，大陆学者和藏书家一直引为遗珠之憾。今吉林出版集团推出的全译本，译文为台湾翻译家席代岳先生所作，席代岳先生国文西文兼长，以迻译《罗马帝国衰亡史》为平生大愿，并费十数年之功力，终遂此愿。席代岳译笔优雅朴素，颇有古风，足以传神吉本之风骨。同时本书业经大陆学者进行了严谨校勘，臻于完善。合海峡两岸之力，一代伟大史著的中译本终成完璧，大陆学者和藏书家终于等来迟到二十年的喜讯。
没有《罗马帝国衰亡史》，西方史学界将光华黯淡；没有《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完整中译本，中国大陆翻译界将引憾含羞；而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藏书中没有一套完整版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书柜又怎能向他人展示和夸耀？
本书看点：1.本书是真正堪称经典的屈指可数的著作之一：如果开列出必须收藏阅读20部西学经典，必有《罗马帝国衰亡史》；如果开列出必须收藏阅读的10部中外史学名著，也必有《罗马帝国衰亡史》。2.本书文字高妙，语言优美，可读性强。是罕见的可以作为文学作品阅读的学术经典。3.本书是中国大陆通行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诸汉译本的唯一全译本。4.本书揭示了历史盛衰兴替之规律，可做齐身、持家、治国之镜鉴。

前言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 A.D.1794A.D.）是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运用渊博的学识素养和启蒙时代的哲学理念，写出英国最重要的一部历史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从公元2世纪一直叙述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博大雄伟的史观加上优美典雅的风格，不仅是学术名著，更是文学杰作，两百年来傲视西方史学界，要是与我国的史书相比，誉之为欧洲的《史记》和《汉书》亦不为过。
一、 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生平
吉本的曾祖父是一位布商，祖父是事业发达的军事承包商，从威廉三世的大陆战争获得巨大的财富，后来从事航运业和进出口贸易，因为船难事件遭受重大的损失，全部财产从超过十万英镑减少到一万英镑，他仍然没被厄运所击败，重新站起来奋斗，等到1736年去世之时，再度成为有大批资产的财主。他唯一的儿子爱德华?吉本生于1707年，就读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Emmanuel）学院，后来成为彼得菲尔德（Peterfield）的国会议员，在1734年进入下议院，娶朱迪思?波滕（JudithPorten）为妻，生育七个小孩，除长子外均夭折。
1737年4月27日，吉本诞生于帕特尼（Putney），是家中的长子，名字仍旧取为爱德华，出生后六个月祖父过世。小爱德华幼年体弱多病，多次濒临死亡边缘，母亲连生多胎无力照顾，靠姨母凯瑟琳?波滕（CatherinePorten）看护，等到他十岁时母亲过世，由姨母抚养，自小培养博览群书的习惯，启发对古典文学的爱好。姨母在1786年去世，吉本把她称为“生命中幸福和荣誉的泉源”。吉本在入学前延请家庭教师启蒙，然后进入金斯顿（Kingston）小学，1749年就读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中学。吉本到校极不适应严厉的求学环境，后来把它称为“充满恐惧和悲伤的魔窟”，幸而他的姨母及时前来为学校办一个膳食宿舍，使吉本能在中学度过两年时光。1750年，他罹患神经性疾病，被送到巴斯（Bath）温泉地区去疗养，停止正规学校教育，完全请家庭教师教导，后来他父亲带他回乡，家中藏书甚丰，每日以读书为乐。他在自传中提到，十二岁那年是他心智开启的一年，对尔后影响甚大，发现历史是智慧的最佳食粮，到了十四岁已经将主要作品阅读完毕，对于整个历史的发展建立大致的轮廓，并力图解决有关编年的困难问题。他早年的研读除受教于姨母指导外，完全是自我苦读的结果，终其一生历史写作从未询问他人的意见，这种特殊的风格成为他的标志。同时他从幼年起，对希腊文和拉丁文都已打下非常扎实的基础，可以流利的阅读和书写。
吉本在自传中提到身体在1751年突然转好，于是他的父亲老爱德华决定将他用自费生的名义，送入牛津大学的莫德林（Magdalen）学院。1752年4月，吉本到校，发现自己的学识让教授感到惊奇，但是在其他方面则是一窍不通，这时他学习的重点在“世界史观”，尽情阅读校中有关阿拉伯、波斯、犹太、蒙古和突厥的历史著作。未过多久，他对牛津的教育方式感到不满，失去学习的兴趣，他的导师“只记得束修，不愿负责任”，对他的研究项目根本无力指导，在完全放任的状况下，吉本经常逃课出游，校方根本不管。
吉本在读史的过程中对宗教的争议产生兴趣，加上受到姨母的影响，学习的重点转向神学，为了反抗大学有关国教教条的信奉问题，开始研究天主教的教义，1753年6月8日在伦敦经由神父受洗，皈依罗马天主教，后来他虽然辩说当时过于幼稚，但纯粹是思想上发生转变所致。
他父亲得知信息极为愤怒，一则大学无法容许改宗行为，势必离校；再则按当时规定，吉本失去在政府机构供职的资格。于是老爱德华采取补救措施，为了不中断教育，便将儿子送到瑞士的洛桑（Lausanne），寄宿在加尔文派（Calvinist）牧师M.丹尼尔?帕维拉尔（M.Daniel Pavilliard）家中。
吉本在1753年6月底到达洛桑，开始瑞士第一次的五年居留期间，学习的环境完全改观，信仰的问题未能解决，再加上家庭发生事故以致经济拮据，最初他的内心感到非常痛苦，但是后来提到这段时期，却认为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各方面都发生重大的变化，对老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帕维拉尔牧师是学识渊博的明师，也是循循善诱的长者，对于新来的学生有极好的印象，愿意尽心来解决宗教和学业的问题，他为吉本拟订周详的学习计划，重新安排研究的重点，让他养成有秩序的读书习惯。在帕维拉尔全力的教导下，古本受益匪浅，精读古典和现代的名著，研习数学和逻辑学，最重要的是通晓法国文学和哲学，也能用流利的法语与人交谈，对他尔后产生极大的影响。
由于对文学的钻研，不仅扩大知识的范围和深度，也养成一生为文简练精确的风格，后来他在自传里提到：“我的教育能有成果，是幸运之舟正好搁浅在莱芒（Leman）湖岸”，并且推崇帕维拉尔是“心灵和知识的再生之父”。他在洛桑认识很多当地的知识分子，广泛讨论有关法律、政治和宗教等问题，对于法国启蒙哲学的著作进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孟德斯鸠（Montesquieu）、洛克（Locke）、卢梭（Rousseau）和伏尔泰（Voltaire）等人的著作，涉猎的范围包括历史、哲学、诗歌、戏剧、小说、神学和形上学等，使得吉本的眼界开阔，能够走在时代的尖端；同时，当伏尔泰在洛桑居停时，他有幸前往拜会，相谈甚欢，要说吉本不受他的影响似乎是无法想象的事，吉本不仅从他的作品中汲取自由主义的精义，更对宗教迫害和宗教偏执造成的恐怖、政府与教会的狼狈为奸、战争的消耗与损失、迷信行为的荒谬等，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指责。
吉本离开英国的主因是宗教，来到瑞士一年半的时间，深思熟虑后，终于放弃天主教，1754年圣诞节公开回皈基督教新教；后来，他在自传中提到这件事，有点避重就轻的说道：“我在洛桑时，终止对宗教的探索，虔诚默信天主教和新教共同认可的信条和教义。”他承认帕维拉尔的开导解开心中的疑虑，主要还是经由自我反省，认识到《圣经》记载的神迹，无法为人类的感官所接受，从此宗教问题带来的困惑迎刃而解，随着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认知，以及理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接受法国启蒙哲学家采取自然神论的立场，否定“君权神授”的政治观念，从而掌握《罗马帝国衰亡史》的重点，不遗余力反对基督教的经典、教义、体系和信条。
1755年他的父亲继婚娶多罗西亚?巴顿（DorotheaPatton）为妻，特别来信告知，并提到当年就是这位女士推荐的医生，才治好小爱德华的病，从此他和继母之间相处融洽，曾在日记里写道：“我非常敬爱她，一直把她当成一位同伴、一位朋友和一位母亲。”
他在二十一岁生日前夕返家，虽家中景况大不如前，他父亲仍答应每年给他三百英镑；他提到在洛桑认识女友苏珊?屈尔绍（SuzanneCurchod），不仅容貌美丽而且天资敏慧，双方已经论及婚嫁。这时他的父亲和继母以为该女家庭贫穷，不是理想对象，要求断绝来往。吉本因孝顺其父，而且也无成婚的经济能力，只有分手，后来他提及此事无限唏嘘，曾说道：“我是个唉声叹气的情人，但却是个遵从父命的儿子。”他和苏珊疏远以后，还是与她成为终生的挚友，她后来嫁给任法国财政大臣的雅克?内克尔（JacquesNecker），因帮助其夫而享誉上层社会。吉本终生未娶，过着独身生活，但却性好渔色，这也是他被教会人士攻击的主要原因。
从1758年到1763年，吉本过着乡绅的生活，不是陪父亲参加各种宴会和打猎，就是在伦敦的文艺沙龙消磨时间，虽然也读很多的书，年届而立仍然一事无成，靠着父亲资助度日。他在七年战争期间，加入南汉普郡（SouthHampshire）民兵部队，授上尉官阶，克尽职责。从1760年到1762年，他在军中服役两年，各种读书研究因而中断，但是也认识许多终生对他有助益的朋友，到1768年他又申请恢复军职，并升任少校，最后在1770年以中校军阶除役。后来他说过，军旅生涯的经验对他成为历史学家有很大的助益，尤其是这段时间，他利用空闲完成两本作品。
吉本的父亲在1770年去世，他过了两年繁忙的事业生活，在伦敦卡文迪什广场（CavendishSquare）定居下来，专心从事写作，同时也广泛参加各种应酬交际，认识许多文人学者，成为著名文艺沙龙的会员，1775年入选文会，与雷诺兹（Reynolds）和约翰逊（Johnson）交往甚密。由于吉本的父亲曾任彼得菲尔德选出的下议员，所以他能获得政治上的人脉，在1774年和1781年分别当选下议员进入国会，其时正值北美独立战争，他的政治立场是维持英国利益，反对殖民地独立。同时他也是诺思爵士（LordNorth）热心的支持者，尽力推动组阁事宜，虽然他在下议院有八年的时间，一直默默工作，对各项立法和政策的考量，都极为正确而周详，但是生性保守不善言辞，始终不愿公开发表言论，以至于在政治方面无法一展长才。不过，却得到首相诺思爵士的赏识，担任贸易和殖民委员会的委员，年薪高达七百五十英镑，使他能过着优渥的生活。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四开本在1776年2月17日出版，初版五百本在数日内售罄，立刻洛阳纸贵而轰动一时，知识分子几乎人手一本，吉本自夸已到泛滥成灾的地步。但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尤其他在第十五及第十六章，对基督教的兴起和发展作极不友善的描述，激怒教会及宗教界人士，终其一生不断受到攻击和嘲笑。1781年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叙述到476年西罗马帝国结束，此时吉本本想先休息，再考虑进行后续的写作。1782年诺思爵士政府下台，吉本所委派的职务也被撤销，对他的经济状况产生很大压力。他离开英国前往洛桑居住，很安静地撰写最后三卷，于1787年6月完稿。这几卷在1788年5月8日，他五十一岁生日当天出版。
1788年底，吉本又回到洛桑开始撰写自传《我的一生》，后来在1793年出版。起先是好友乔治?戴维登（GeorgeDeyverdun）中风死于1789年7月，接着法国大革命爆发，这段时期吉本的身体很差，又忧虑瑞士受到侵略，加上法国发生大屠杀事件，以及路易十六被处死，使他无法在洛桑过安静的生活，健康情形更加恶化。1793年友人去世返英，旅途劳累致病况加重，翌年1月16日病故伦敦圣詹姆士街家中，享年五十八岁。吉本在逝世前非常感激的提到：“《罗马帝国衰亡史》使我获得世界的名声、荣誉和地位，死后毋须接受任何头衔。”
二、 吉本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经过及其背景
吉本很早就从事写作，开始是在文学领域，居留瑞士期间，学习法文的同时也研究启蒙哲学，深感当代法国文人对希腊和罗马古典文学的忽视，1755年将西塞罗（Cicero）的作品译为法文，接着以两年时间，用法文写成《论文学研究》（Essaisur l?Etude de laLiterature），于1761年出版，这是他第一部作品，在欧洲大陆深获好评，但本国则无人问津。他在这本书里特别提到具备哲学风格的历史学家，认为“哲学家不一定是历史家，而历史学家不管怎么说，要尽量做一个哲学家”。他主张哲学的历史观：第一，强调以俗世为历史的焦点，人性重于神性；第二，排斥个人英雄主义，群体的需要决定一切；第三，力主人类社会的矛盾现象是常态；这也决定他尔后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一贯立场。1770年吉本匿名出版《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纪第六卷之评述》（CriticalObservations on the Sixth Book of Virgil?sAeneid），史诗共十二卷，其中第六卷描写埃涅阿斯到地府寻求未来前程的神谕，得知罗马自开始对外征服直到凯撒为止的历史，所负神的使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当时权势极大的沃伯顿（Warburton）大主教对维吉尔的史诗，站在基督教神学的立场，加以歪曲和讥讽，虽然文人学者侧目而视，也都不置可否。吉本出版本书却在向沃伯顿的权威挑战，也可看出他具有初生之犊的道德勇气。
吉本一生在瑞士居住多年，出入洛桑名流社会，加入当地文艺活动，认识很多终生相知的友人如乔治?戴维登、威廉?吉斯（WilliamGuise）等人。到1763年得到父亲资助，准备用两年时间旅游欧洲，元月到达巴黎，拿着甚得好评的《论文学研究》作媒介，受到当时主持文艺沙龙的格弗琳夫人（MmeGeoffrin）另眼相看，得识法国哲学家狄德罗（Diderot）、达朗贝尔（Da’alembert）、爱尔维修（Helvetius）、霍尔巴赫（Dh’olbach）等人，接着前往洛桑拜见老师帕维拉尔，同时也认识贝克?霍尔罗伊德（BakerHolroyd），就是后来的谢菲尔德勋爵（LordSheffield）。他成为终生支持的得力友人，在吉本逝世后协助出版尚未发表的文稿。
1764年4月吉本与吉斯离开洛桑，过阿尔卑斯山前往意大利，整个夏季都在佛罗伦萨，秋天到罗马，再到那不勒斯和威尼斯，但是整个旅行因吉本的财务发生问题而中断，他在1765年6月回到英国。吉本在1793年出版自传《我的一生》里，提到他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起因和动机：“1764年10月15日黄昏时分，我坐在罗马卡皮托山的古迹里沉思默想，听到神庙中传来赤足僧侣的晚祷声。我要为这座名城写一本书的概念，开始在我的内心酝酿成形。”
他原来只想写罗马城的衰颓，就像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听到罗马被阿拉里克（Alaric）攻破时，写出《上帝之城》那样，无意把整个帝国包括在内，但后来他的阅读范围扩大，思想领域更为广阔，决定将罗马帝国作为叙述的对象，又过些时日，才真正开始这项工作。他不无感慨说道：“我逐渐由期望进到构想，从构想进到计划，从计划而正式写作，哪里会想到最后会完成六厚册，消耗了二十年的岁月。”
刹那之间，吉本的精神与罗马合而为一，从1771年开始撰写，到1787年完成。由心灵的体会，进而贯彻力行，将罗马名城的颓毁，扩及整个帝国的覆灭。在人类文明史上，出现一部万古常新、独领风骚的历史名著。
吉本的写作过程的确是艰苦备尝，他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又能克服语文的隔阂和困扰，从他的注释中可以看出：直接引用的历史数据，从古希腊和罗马到18世纪的作家，有两百九十余人，书籍凡八百余种，有数千册之多，除此以外间接有关的材料，像是各种地方志、编年记、法典、地图、碑文、铭刻、奖章、钱币等，无不在搜集之列。他对数据的要求是实事求是，正确无误，不穿凿附会，不自以为是，真是做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程度，同时力求辞章的典雅和文字的优美，并且以简洁明晰为尚，全书的文章富于理性之美，气势博大雄伟，如江河之滔滔不绝。第一卷问世后，各方的赞颂纷至，推许为历史名著，也是文学杰作，等到20世纪以后，学者一致认为他已文胜于史。
18世纪以来，治罗马史的重心在大不列颠，可以说是名家辈出，较之意大利本国及法国、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等国，居于领导的地位，这固然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也可说是英雄相惜所致；而吉本开个人研究的先河，创造光辉的成就，当然会引起后生小子的效法。等到19世纪以后，科学的验证风气遍及欧洲的史学界，但是英国在吉本的影响下，历史与文学仍然相辅相成，史学家坚持渊博的学术风格和客观的专业立场，还要讲究文体的简洁、明晰和优雅。
第一卷出版后，获得英国文人学者赞誉，如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约瑟夫?沃顿（JosephWarton）、贺拉斯?沃波尔（HoraceWalpole）等人撰文称许，向社会大众推荐，他的老友休谟（Hume）来信道贺，誉为“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但也特别提出警告：“我拜读大作，担心叙述早期教会之最后两章，会引起轩然大波，期能妥善自处，带来困扰和疑虑已不可免，恐怕会引起更多谣言和烦恼。”果如休谟所料，很快受到理查德?沃森（RichardWatson）、亨利?戴维斯（Henry Davis）和约瑟夫?米尔纳（Joseph Milner）等人大力抨击，指责的重点有二：一是沿用自古以来无信仰者对教会恶意攻击的模式，哗众取宠，了无新意；二是别具用心，选用不实资料，窜改历史文献，丧失公正的学术立场。
吉本在1779年针对似是而非的攻讦，写了一篇《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十五章和十六章若干文段的答辩》（“Vindication of SomePassages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hapters of the Decline andFall of the RomanEmpire”），取得社会人士乃至神职教士的谅解，然而有人依旧诟詈不休，吉本只有置之不理；1781年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学术界给予很高的评价，教会当局还是保持反对的态度，尤其在“神迹和殉教”方面，争议更多；等到最后三卷出版，还是引起强烈的谴责，斥责吉本为洪水猛兽，对他的私生活和独身未婚，进行毒恶的人身攻击，说他的人品如同他的作品，集荒淫无耻之大成，直至19世纪中叶，批评仍未中止。自古以来文人学者，如吉本那样遭受长达百年的责难者，实在少见。
自进入19世纪以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一般读者和文人学者，不像宗教界那样带着偏见的心胸和狭隘的思想，已将吉本誉为文明进步的先驱人物。尤其是近代历史学的发展，在吉本所擅长的“全观历史”领域，有着极大的进展，无论是经济史观、社会史观或者文化史观，都已经萌芽茁壮，货币、铭文和考古学的研究，配合历史的背景获得前所未有的收获，尤其是史料的科学鉴定，严格要求的程度实非吉本时代所想象。容或因为两百年来知识的累积和进步，使得吉本的著作在史料的运用和文物的考证方面，已无法达成现代所订定的标准，但是吉本仍能掌握他那个时代的脉动，成为史学继往开来的导师。
英国政治家和军事家鲜有未读此书者，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Churchill）研究更为精到，在演说和著作中经常引用其中警语和辞句，也因此培养出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怀，体认到欧洲的重心就是地中海，而通过此海域的交通线就是大英帝国的生命线，能掌握此一地区，才能获得国防安全。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出任海军部长，力主英军投入地中海，在土耳其登陆，控制达达尼尔（Dardanelles）海峡，直取巴尔干半岛而拊德国侧背，可惜加利波利（Gallipoli）会战和苏弗拉湾（SuvlaBay）会战失利，而功败垂成。到第二次大战，丘吉尔出任首相，更是念念不忘地中海，即使德军气焰冲天，仍能固守直布罗陀、马耳他岛和苏伊士运河，后来发起北非作战，再进攻西西里及意大利，直取欧洲柔弱之下腹部。凡此政略和战略思想的形成，莫不受到精读《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影响。20世纪末叶又兴起研究吉本著作的风气，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罗马帝国的衰亡，作更深入的探讨和剖析，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中东冲突这两个重大问题，更是与吉本的历史观极为吻合，想见此一总领风骚的历史学家，在21世纪将更引人注目。
三、 《罗马帝国衰亡史》内容概要及评述
《罗马帝国衰亡史》全书的主旨，在提纲挈领说明罗马帝国一千三百年的衰亡过程，至于衰亡的原因，就4世纪罗马历史家马西利努斯（Marcellinus）的说法，是传统的绝灭和道德的沦亡，也是丧失共和国精神的必然后果。还有就是5世纪的希腊历史家佐西穆斯（Zosimus）的论点：在于弃绝传统神明，接受基督教义，导致衰亡。圣奥古斯丁则有不同的看法，他在罗马陷落之后所写《上帝之城》里提到：
罗马人在历史上建立功业，备受赞誉，然而他们的子孙已完全堕落，成为祖先光荣的大敌。罗马由先祖创造，辛勤经营，趋于雄伟壮丽，可是他们的子孙使罗马在未陷落前，比陷落后更丑恶。在罗马的废墟中，我们看见满地坍塌的大理石；但罗马人的生活中，我们不仅看到物质崩溃，也看到道德、精神和尊严的沦亡。他们心中燃烧的奢欲，比焚毁他们家园的大火更为致命可怕。
吉本的论点倒是综合这几位历史家的说法，所以他特别指出：
那个时代的人士，要想从安逸享乐的环境，发觉潜在的衰败腐化因素，根本是不可能的事。长久以来天下太平无事，加上罗马政府重视传统，慢慢使得帝国受到毒害，丧失原有的活力，人们的心智逐渐降到同一水平，天才的火花熄灭，就连尚武精神也消失无遗……要是我们能够体会委婉的比喻，知道人类就古代的标准而言已日趋矮化。事实上罗马世界全是一群侏儒，等到北方凶狠的巨汉破门而入，才会改善这个矮小的品种。他们重新恢复大丈夫气概的自由精神，经历十个世纪的变革，艺术和科学才得以成长茁壮。（参阅第二章第十一节）
从这里我们知道，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之所以灭亡并非外力的摧毁，而是内部的腐蚀，所以罗马帝国衰亡的基本原因，在于人口的减少、风气的败坏、阶级的斗争、商业的败落、专制的政体、繁重的税赋和连年的战争。但是因为有罗马帝国的衰亡，才有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这两者之间，其实是相互关联。
其次谈到全书的结构，吉本虽然在1764年决定要写罗马史，但一切还是摆在心里思索，等到1770年父亲死后，自己从国民军退役，才有充分的时间来从事此艰巨的工作，后来在自传里提到撰写第一卷的状况，开始时只是最初的构想，甚至连全书的名称、陈述的范围、写作的深度、各章的区分和数据的运用，都没有着落，只有暗中摸索，点点滴滴累积而成。等到完成第一卷以后，他在序言里提到，要将罗马帝国的衰亡过程，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0年至476年，即马可?安东尼（MarcusAntoninius）去世至西罗马帝国灭亡为止；第二阶段为527年至800年，查士丁尼（Justinian）复兴东罗马帝国到查理大帝（Charlemagne）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第三阶段为9世纪初东罗马的恢复国势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为土耳其人攻陷为止。
在完成全书六卷后，很明显的看出分为两个部分，前三卷涵盖的时间与第一阶段相同，约为三百年，而后三卷则包括他在序言所提的第二和第三两个阶段，涵盖的时间将近一千年。尤其第四卷的时间不过百余年，与前三卷概等，到第五卷和第六卷自希拉克略（Heraclius）王朝建立，直到东罗马的灭亡，则包括八百年的时间，重大事件与前四卷相比，则占的篇幅较小，记述也较为简单，但是有许多最脍炙人口的章节，像是查理大帝的加冕、政教之争、伊斯兰教的兴起和对外征战、十字军东征、罗马法律的演进等，比前部毫不逊色，尤其最后描述君士坦丁堡被围及陷落的生动情节，让人低首沉思有不胜唏嘘之感。
全书的主题可以分为三个重点，第一是文明社会，也就是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生活等各方面的综合研究，可以细分为帝国的扩张与防卫、元老院和皇帝权力之争、军人干政、自由权利、经济问题等项目。第二是蛮族入侵，包括蛮族之区分、入侵的方式和时程、重大战争的影响等项目。第三是宗教信仰，主要是讨论基督教的建立、发展的过程、异端和分裂、政教争执、伊斯兰教兴起和十字军东征等。
回顾罗马历史，皇帝的好善为恶都趋向极端，共和国灭亡后，奥古斯都（Augustus）之后的几位皇帝，像提比略（Tiberius）的睚眦报复、卡利古拉（Caligula）的杀戮狂暴、克劳狄（Claudius）的萎靡软弱、尼禄（Nero）的放荡残酷、维特里乌斯（Vitellius）的纵欲佚行和图密善（Domitian）的怯懦无情，在他们统治下，罗马人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无法逃脱压迫者的魔掌，所以他特别提到君主专制的可怕，令人不寒而栗：
但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则不然，全世界都在它的控制下，要是帝国落入一个人手中，那么对他的仇敌而言，整个世界就变成坚固而恐怖的监狱。在帝国专制统治下的奴隶，不管是受到判决在罗马或元老院拖曳着镀金的锁链，或是在塞里法斯岛（Seriphus）的荒岩或多瑙河冰冻的沿岸，以放逐终了余生，都只有在绝望中静待最终命运的降临。反抗只是自寻死路，也无处可以逃亡。四周被一片汪洋大海和广阔的陆地包围，在横越时，就会被发现并捉回，最后还是解送到愤怒的主子面前。即使逃离边界，焦急的眼睛所看到的除了辽阔的海洋、荒芜的沙漠和带着敌意的蛮族外，完全是一无所有。这些蛮族不但态度粗暴而且言语不通，他们的国王也很高兴牺牲讨厌的逃犯，来换取皇帝的保护。所以，西塞罗对被放逐的马塞卢斯说道：“不管你在哪里，记住，你还是在罗马暴君的势力范围之内。”（参阅第三章第八节）
所以就这方面来说，罗马帝国灭亡，欧洲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国家，相互之间发生互动的关系，人民和民族才能真正获得自由的权利。
奥古斯都逝世后，遗嘱在罗马元老院公开宣读：“帝国的疆域有一定的范围，把自然的限制当做永久的防线和边界：西方到达大西洋，莱茵河和多瑙河是北方的防线，东部以幼发拉底河为边界，向南就是阿拉伯和阿非利加的沙漠。”罗马和平的主要防卫力量在于三十个以上的军团，以及相当数量的协防军部队，内部的安全在于禁卫军，有二万精兵负责卫戍首都和护卫皇帝的安全。这样庞大的军事力量，很自然引起军人干政，直接的结果是禁卫军介入帝位的继承、边区军团的弑君和拥立：
历代罗马皇帝不论有无建树，命运都同样悲惨，在世时有的纵情逸乐或是高风亮节，有的严肃苛刻或是温和忠厚，有的怠惰渎职或是百战荣归，最后的下场都不得善终，几乎每个朝代的替换，都是可耻的篡夺者进行叛逆和谋害所致。（参阅第十二章第一节）
虽然篡位拥立已成风气，但皇帝和元老院的争权，并未因而缓和，反而势成水火变本加厉，罗马的内战是结束共和走向君主专制政体的必然过程，使得早期共和国的民兵，成为私有化和职业化的军队，皇帝掌握武力就能压制元老院。等到罗马版图停止扩张以后，这是帝国式微的先兆。罗马帝国曾以分裂的手段征服各国，后来势力强大的蛮族记取教训，联合起来攻击边区。帝国基于防卫和安全的要求，大幅提升军人的威望和军方的权力，统兵将领可以被拥立为帝，贵族统治变成武力统治，在这种交互的恶性循环之下，造成历史上三世纪战乱频仍、军权至上的局面。
罗马帝国的经济和人口问题也是衰亡的主要因素：人口递减在于节育和杀婴，以及因战争和瘟疫使死亡率过高，人力供应不足致使蛮族大量迁入居住，影响整个政治和社会结构。经济的衰退在于农业因水土流失和奴隶制度而破产，大庄园无法支持，致使谷物短缺；奢侈生活方式导致贵金属流向东方，造成货币的贬值；资本因重税成为公用，生产能力严重下降；军饷、救济金以及庞大政府的开支，加上皇帝和宫廷费用的上升；等到经济能力无法负担文明社会，整个帝国就彻底崩溃。
吉本认为蛮族入侵是帝国衰亡的外在因素，全书计有十四章专门叙述不同的蛮族，包括早期的波斯人、日耳曼人、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灭亡西罗马帝国的东哥特人（Ostrogoths）、西哥特人（Visigoths）、汪达尔人（Vandals），以及后来灭亡东罗马帝国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事实上，罗马人所称呼之蛮族，在语义学上与我国古称汉族以外的民族为“夷狄”有所不同，含有“外族人”和“异邦人”的意义，像波斯人在当时的文明程度就要较罗马人为高。故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八章和第九章，开宗明义介绍帝国最大的敌人波斯人和日耳曼人：
从奥古斯都临朝到亚历山大?塞维鲁时代为止，罗马的仇敌是暴君和军人，他们就在帝国的心腹之地。罗马国势已臻极点，对发生在远隔莱茵河和幼发拉底河之外的变革，并无多大兴趣。但是当军队毫无忌惮推倒皇帝的权势、元老院的敕令，甚至军营的纪律时，长久以来盘旋流窜在北部和东部边疆的蛮族，竟敢放胆攻击这个衰落帝国的行省。零星的叩边变成大举的入侵，给双方都带来很大的灾难。经过很长时期互有输赢的争斗以后，许多获胜的蛮族将整个部落迁进罗马帝国的行省。（参阅第八章第一节）
实在说，罗马无法同化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是导致灭亡的主要因素，这个任务已超出能力。等到图拉真（Trajan）要用金钱补助萨尔马提亚人以获得和平时，这是罗马衰亡的开始。当奥勒良（Aurelian）将成千日耳曼人迁入帝国定居时，官兵均由蛮族组成，进而蛮族将领成为皇帝，不必等待阿拉里克和阿提拉（Attila）攻入罗马，帝国早已沦入蛮族手中。罗马历史学家佐西穆斯认为基督教是罗马衰亡的主要原因，他说道：
此宗教毁弃罗马人的神明信仰，破坏传统道德和国家安定基石。基督教不仅反对古典文化，包括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在内，并将东方神秘仪式带进罗马现实恬淡的生活中，使人民的思想产生剧变，不求积极进取而消极准备末日来临；个人用苦修和祷告以蒙神赐恩解脱，而不愿效忠国家获得集体拯救。君王掌握权力以求帝国统一，基督徒则宁愿帝国分裂。信徒不热心公共事务，拒服兵役，正当帝国鼓舞民众保卫国家免于蛮族侵略时，基督教却散布和平与反战观念；所以基督的胜利即罗马帝国的死亡。
吉本并没有这样的表示，只是说基督教是帝国灭亡的受惠者，但是他在其他方面的批判，等于是从根基上否定基督教存在的意义：
对于摩西的上帝创造人类和走向堕落的教义，诺斯替（Gnostics）教派用亵渎的态度加以嘲讽。对于神在六天劳动以后便要休息一天，直到亚当的肋骨、伊甸园、生命和知识之树、会说话的蛇、禁果，以及第一代祖先犯下轻微过失因而对全人类进行惩罚的种种说法，他们连听都感到不耐烦。诺斯替教派亵渎以色列的神，说他易于冲动和犯错，对人喜怒无常，睚眦之仇必报，用卑劣的嫉妒心看待人们对他迷信的礼拜，将自己有所偏私的恩泽施于一个民族，局限于短促尘世的一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显不出他在什么地方具有明智全能宇宙之父的特征。（参阅第十五章第一节）